文心雕龙·章句

译文

创作的时候要把意境设置在恰当的地方，语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情景设置在恰当的地方叫做“章”，语言放在合适位置上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明白；所谓“句”，就是分界。分界语言，连接字词才能够分成各个单位，明确情境，概述所包含的思想并把它融入到既定的体裁里，即便章句二者的界限不同，它却能够像道路一般相互连接。人们所谓的写作，是用字词组成句，句多了成章，章多了成篇。全篇之所以能够文采焕发，是因为章没有瑕疵的缘故；章之所以能够文笔华丽，是因为句没有瑕疵的缘故；句之所以清新秀美，是因为字没有混乱的缘故；就好比震动树的根本而树叶也会随之晃动一样，知道根本的原则就能够概括全部的事例。

韵文和散文创作，篇幅大小不一；分离章整合句，调子也是有缓有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适当的调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句子的字数是多少，只有将字词连接起来才能够起到作用；一章讲述了一个意思，只有让意思明确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其中所要掌控的情理，有时宕开有时承接，就好比跳舞来回旋转一般，要有行列位置；又好像声色美妙的歌曲一样，带有高低清浊的节奏。

检验诗人的比拟譬喻时，虽然会有断章取义，然而每一章一句都在整篇之内，就好像剥茧抽丝，有开始就要有结束，好像紧密的鱼鳞排列一般有秩序。刚开始的行文言辞，就应该为中篇的写作埋下隐线，最后结尾的字词，要和前句的意思相呼应才行；如果能做到文字如交织的花纹，内涵融会贯通，好比花萼和子房的连接，首尾形成一体。如果言辞匹配不恰当，那么就好比在异乡的旅客般孤苦无依，叙述事情的顺序颠倒，就好比旅居在外的人一样无法安定。所以造句的时候不要颠倒秩序，断章的时候看重行文顺序，这原本就是情意表达的最终归宿，韵文和散文的写作要求也是这样的。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其中的字却有一定的规律：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情景变化的需要。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大都是以四言为主。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干个句子，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总结：

处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章节的内容应该配合主旨，每个句子的文辞应该避免不连贯。

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紧密结合而相互发扬。根据实际划分章句，以此尽力发挥出章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