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总术

译文

如今人们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说可以包含《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文”“笔”两种，是从晋代开始的。颜延之以为：“笔”这种体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其实颜延年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即请借用他的矛，来还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难道不是很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就不能说有文采的经书不是“笔”了。颜延年想建立新的论点，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口头说的叫做“言”，书面写的叫做“笔”；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经”，解释经书的叫做“传”。经书和传记的体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口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年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高下的。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点。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

凡是一切精心思虑创作文章的，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更多地要求言辞简练，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头中，偶然也有像玉的。同样，讲究精练的人创作起来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学识渊博的人内容写得完备详尽，常常下笔千言；但是文风杂乱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写得明白清晰；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露。思想深刻的人，写出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能写得迂回曲折。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事理拙劣，而文句却很润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器，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普遍明确各种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

因此通过掌握技巧来驾驭文章写作，就像善于下棋的人精通棋术；抛开技巧凭感觉下棋，就像赌博偶然碰运气。所以像赌博那样写作，凭借不可靠的巧合得来，虽然文章前面这样做有功效，可是后面部分却难以继续。内容写少了不知如何填充，写多了也不知如何删减，这样不管内容写得多还是少都会迷惑，怎么才能把握写作好坏呢？至于像善于下棋般写作，那技巧常有一定法则，按部就班等待情思被酝酿成熟，因其时宜，顺其时机，使文章写作总不会脱离正轨。如果技巧运用得好，时机又掌握得巧妙，那么文章义理韵味便腾跃涌现出来，文采气势便蜂拥到来。这样的文章看起来文采好像织锦彩绘，听上去节律好像合奏丝簧，品评起来味道好像甘美佳肴，佩玩起来气味好像芬芳兰桂：写作所能达到的效果，到这样算是很好了。

千里马虽快，但缰绳却不能太长；缰绳过长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小缺点罢了，尚且也妨碍到马的千里之行。更何况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如果其中一点达不到协调，整篇文章都要受影响。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种种不同情况，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必须配合在一个车毂里。这里谈得虽很肤浅，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总结：

在创作领域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必须首先注意总体，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

这样就能根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种技巧，抓住要点来驾驭一切。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