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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选录)·上智部·诸葛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评〕子产谓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蜀国有人批评诸葛亮在发布赦令上很吝啬,而法令又过严。诸葛亮对此回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小恩小惠。所以汉朝的匡衡、吴汉治国理政就认为无故开赦罪犯不是件好事。先帝刘备也曾说道:‘我曾与陈纪(字元方)、郑玄(字康成)交往,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明了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有说过大赦罪犯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表父子年年都有大赦之令,结果身死国灭,赦免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后来费祎主政时,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蜀汉的国势也因此逐渐削弱不振。

(评)、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对后继者太叔说:“只有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感到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平静的河水,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因此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很困难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心用严厉的方法,从而导致郑国盗匪猖獗,民怨沸腾,太叔非常后悔,但为时已晚。孔子说:“政令过于宽容,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凋残不堪,这时则要用宽松的政令来缓和他们的处境。用宽容来约束残弊,用严厉来整顿轻慢,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战国时,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要加以刑罚,这样就未免太过严苛了;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就会心有不忍,往往流着泪把罪犯给释放掉,这样又太过宽容甚至显得有些懦弱了。《论语》有“对小的过错予以宽容”的说法,而《春秋》曾讥斥“那些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当,才能实现政事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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