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更法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商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百姓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社稷，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又害怕天下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就不会有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会怎么议论您。何况做出比普通人高明行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会遭到他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聪明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只能够与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受益，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世俗的言论。平庸的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称霸诸侯。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不会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希望国君能够慎重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惩戒，黄帝、尧、舜虽然实行惩戒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法令。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都要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喜欢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