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才略

译文

九代的文章作品，真是丰富繁盛。它们的语言文采，可以总括起来仔细谈谈。虞夏时代的文章，有皋陶谈论治理国家的六德，夔主管的八音，伯益赞扬禹的赞辞，五子讽刺夏太康的《五子之歌》。这些作品，文辞温和，意义端正，可以说是万代后世学习的标准。商周时代，仲虺留下告诫箴言，伊尹陈述教训义词，尹吉甫这类人，都通过作诗来歌功颂德。虽然从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已成为经书，但在文辞用法上也值得效法。

春秋时代的士大夫，参加聘问集会时，其修饰文辞丰富得像美玉宝库，光彩照耀得像秀锦店铺。薳敖编选了楚国法令典章，随会修订晋国礼仪法规，赵衰因为熟悉礼仪跟着公子重耳赴约秦穆公的邀宴，子产因善措辞而捍卫了郑国利益，此外，郑国的子太叔文章风姿秀美，极富文采，公孙挥善于外交辞令。这些人都以文采专长而著名。

战国时代，人们尚任武力，但文学之士却也不断涌现。诸子百家不同学说供人们选择采纳，屈原、宋玉用《楚辞》发扬文采光辉。乐毅《报燕惠王书》写得明辨是非而入情合义，范雎《上秦昭王书》写得措辞含蓄而用意深刻，苏秦游历的说辞则是刚正有力且符合情势，李斯《谏逐客书》辞藻华丽而又屈婉动人。要是在崇尚文学的时代，他们就是类似扬雄、班固这样的作家了。荀子是学术界的宗领，而他却写了一些取象事物描写命名的赋，文采内容很相称，的确表达出儒学家的情思。

汉朝陆贾，首先发出了不一般的文学光彩，他作赋写早春，又给刘邦讲《新语》，他辩论的话语很丰富。贾谊脱颖而出的文才，超过了千里马，他的议论恰当切合，辞赋清新雅致，难道这是凭空造成的吗？枚乘的《七发赋》，邹阳的《狱中上书》，都是笔酣墨饱，内容气势盛旺，作者思想情感都生动地表现在了言辞上。董仲舒是专业儒学家，司马迁是纯粹历史学家，却都能写出繁复文章，也属于诗人哀愁风格的一类。司马相如爱好读书，深入学习屈原宋玉的辞赋，充分了解掌握夸饰艳丽文辞的写作方法，因此成为辞赋写作中的领袖级人物。然而细细考核司马相如作品中的精义，发现其情理胜不过辞采魅力，所以扬雄认为“辞藻艳丽却无实用的要数司马相如的作品了”，这句话确实说得没错！王褒的文章，讲究结构工整、文采别致，以细腻精巧为特点，描写形貌绘注声音，都是轻巧绝妙耐看。扬雄以命意写文章，内涵最深刻，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内容深广，用词绮丽，竭尽才智思考问题，因此他的文章义理丰富兼言辞确切。

后汉桓谭的著作论述，多得如同富翁猗顿的财富一样繁多，宋弘在光武帝面前推荐他，还把他比作司马相如。但是他写的那些集灵宫的赋，内容浅薄狭隘没有才华可言，所以我们知道桓谭擅长写讽谏和议论的文章，而不善于作辞藻华丽的歌赋。冯衍向来爱好文辞游说，可是他在盛明时代很不得志，因此，他将生平经历自述写成了《显志赋》，就像蚌蛤得病才孕长出珍珠一样。东汉的班彪、班固，西汉的刘向、刘歆，都是父子两代文采先后相继承接，以前人们认为班固的文章胜过父亲班彪，刘歆的学问超过父亲刘向，然而班彪的《王命论》用词清新内容辨理透彻，刘向的《新序》内容丰富而言辞精练扼要，美玉既然产自昆仑山，其他的即使再好也难超过出产地的。傅毅和崔骃的文章，才华有如肩挨着肩，难分上下；崔瑗和崔寔跟随着他们的足迹进行创作，因此他们的文风才能世代相传。杜笃和贾逵，在文章写作方面也很有声望，考查他们的文学才能，应该排在崔傅两家的后面。李尤的辞赋和铭文，志向追求更鸿大的体裁空间，可惜他才智钝滞，耷拉着翅膀飞不到高空去。马融是一代大儒，文思通达广博，见解高超独到，发言常能成为规范，文采内容互相搭配。王逸在学问认知上都很有成就，可是在运用绚丽的文采方面却稍显才力不足。王延寿继承父志，才华卓越写出的文章独特出彩，他善于图绘事物形态，描写声貌，难道这是遗传了枚乘的技巧吗？张衡的学识精通，文思丰富，蔡邕学识精纯，文辞雅正，文学和史书都很有文采美感，两人隔代并称。这就是竹子和柏树性质虽然不同，但同样耐寒；金子和玉石虽然质地不同，却一样是宝物。刘向的奏书，用意切合恰当，语调轻柔舒缓；赵壹的辞赋，辞意叠复，体裁疏阔；孔融的章奏文书，气势昂扬；祢衡的歌作赋，文思敏锐，他们各有某一方面的优点。潘勖凭借经典来驰骋展示文才，所以他的《策魏公九锡文》成为当时超群绝出的好作品；王朗发愤著作用文学作品来寄托志向，也在序和铭文的写作上具有优势。然而总观汉代的文人，从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多数人依凭自己的才华却不注重考求学问；扬雄和刘向以后，则颇注意引用经典书句来写文章。这是取舍的大概，它的分别不能混淆。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旺盛而清丽，过去的评论贬低他，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气俊秀，诗歌华丽而章表卓越；曹丕则思考周详而才力迟缓，因此他的名声不大。可是曹丕的乐府诗清新激越，《典论·论文》辩明扼要：注意到他们各有长短，也就可以做正确的评价了。但世俗之情对人的或抑或扬，往往是随声附和，于是使曹丕因身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曹植因处境困难而增加其价值，这并不是准确的论断。王粲的才力充沛，写作敏捷而精密，诗赋论铭样样都写得好，文辞也很少病累：取其优秀的诗赋，就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陈琳和阮瑀，以擅长章表檄移称著，徐幹以辞赋和论著显示其优美，刘桢以高尚的情操和辞采相结合，应玚才学优秀而在诗赋创作上有所收获。路粹和杨修，在笔札书记方面颇为精工，丁仪和邯郸淳，他们的《刑礼论》、《受命述》也还写得不错：这些作家都有值得称道的。刘劭的《赵都赋》，能够追赶前代优秀的作家；何晏的《景福殿赋》，则可光照后世的作者。应璩深怀意趣，用《百壹诗》显示他的情志：应贞掌握写作的道理，用《临丹赋》组成其文采。嵇康独出心裁来写论文，阮籍任其志气以写诗歌：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出共同的心声，用不同的翅膀朝着同一方向奋飞。

张华的小赋，写得很美而清新流畅，其《鹪鹩赋》的寓意，就是韩非所写《说难》的意思。左思有出奇的文才，擅长于深入地思考；但他写《三都赋》用尽了锐气，写《咏史诗》表现了才华的卓越，就再没有写其他作品的精力了。潘岳的文思敏捷，文辞畅达，意义和谐；他的才气积聚在《西征赋》中，更充分体现于哀诔之作，这是他内在的情感所决定的。陆机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讨，辞藻力求繁富：所以他的文思虽很工巧，却不能约束繁杂。陆云爱好明朗简练，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所以运用文采鲜明省净，善于写短小的篇章。孙楚构思作文，往往是质直陈述而文辞通畅。挚虞抒发胸怀之作，总是遵循天命而辞义温雅；他在《文章流别论》中叙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并加以品评，写得颇有条理。傅玄的作品，内容大都是规劝鉴戒；傅咸的奏议，能继承其父的刚劲正直：他们父子都是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各种花朵的美丽花托。成公绥的赋大都写得不错；夏侯湛的作品，虽具有《尚书》、《诗经》的形式，但成就都很微小。曹摅的长诗写得比较清丽，张翰的小诗写得明辨而切实：这是他们各不相同的优点。张载、张协兄弟，才华秀丽而不相上下，正像鲁国和卫国的兄弟之政，他俩的文学成就也在兄弟之间。刘琨的作品雅正雄壮而富有风力，卢谌的作品情志明显而道理清晰：这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郭璞的诗赋华艳俊逸，可称东晋之冠；他的《南郊赋》既是庄严美好的大手笔，《游仙诗》也能使读者有如飘浮在云端。庾亮的章表，写得细密而闲熟畅通；温峤的笔札书记，遵循事理而清新通达：他们也是笔札方面的高手了。孙盛和干宝，都长于文辞而成为史学家，他们学习的标准，是《尚书》中的《典》、《训》：两人的途径虽然不同，但文笔辞采是相近的。袁宏写文章立意甚高，所以虽卓越出众却常有偏差；孙绰的诗赋过分拘守玄理，所以虽有条理却缺乏形象。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谢混的《游西池》，都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风虽已消失，残存在诗文中的玄理，仍使文章大为浇薄。

西晋张华的短篇，富有神采文理流畅，他《鹪鹩赋》的寓意，就像韩非的《说难》。左思才华突出，思虑深刻，写作《三都赋》用尽气力，《咏史》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写作不遗余力。潘岳下笔敏捷，文辞旨义通顺畅达，《西征赋》汇集了他的美才，哀诔里显示出他富余的才情，他之所以这样，不是自以为不足。陆机要求文才要深入，文辞力求广博，所以他文思巧妙却不能控制过分繁缛的毛病。陆云明朗畅达，用思精简，用识力防止文章散乱，并擅写短文。孙楚构思，常用直率措辞，因此文辞疏朗简练；挚虞叙述情怀时，一定按照规矩，用词温雅，他的评论之作《文章流别论》有条有理。傅玄的文章，多是规劝的话；他的儿子傅成写的奏书，继承了上代精神，写得刚直不阿。这对父子是如建筑栋梁般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众花的花萼。成公绥的选题诗赋，常有美妙篇章；夏侯湛模仿《诗经》《尚书》，具备各种文体，只是规模小些；曹摅的长篇诗歌，文辞清新精致；张翰写得短诗，明辨确切。上述几位，各有优点。张载和张协的才华绮丽不相上下，像鲁国和卫国亲密的政治关系般，是文章中的兄弟。刘琨的诗歌雅正雄壮，多有讽喻；卢谌的文章激情抒发文理昭明，这也是遭逢时势造成的。

东晋郭璞的文章辞采艳丽，才华卓越，称得上是中兴第一才子。他的《南郊赋》既可以说是肃穆庄严而非常可观，《游仙诗》也是飘飘悠然有凌云驾雾之感。庾亮的表章，文思细腻而从容流畅；温峤的笔札，条理清晰文辞清透，他们都是文坛上的能工巧匠！孙盛和干宝，以擅长作文记录历史。他们所追求的标准，就是《尚书》，虽然他们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但文笔大体相同。袁宏的文章，发端高扬，所以文辞卓绝突出但又不少不足之处；孙绰的文章总回旋在规矩之中，所以他的作品虽条理结构明晰却少有绝妙壮丽的描写。殷仲文的咏孤兴，谢叔源的写闲情，都有解脱文辞的体质，把骈体文写成诗行，成为虚无缥缈的浮泛声音。虽是滔滔清淡，却是大大浮浅单薄了。宋代人才卓越出众，作品多得像鱼鳞片一般密集。这些文人离现在很近，我们容易明白，不须烦劳再加以论述了。

查看东汉的作家，和西汉作家也相差无几；晋代的文坛，几乎可以和建安文学媲美。但曹魏时期的议论，必然以汉武帝时期为最高理想；刘宋以后的高论，又总是以建安时期为话题。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是崇尚文学的盛世，广招才士的最好时机。唉！这就是古人不能不重视时机的原因了。

总结：

人才难得，确是如此；每个人的禀性是各不相同的。一旦写成文章，就凝结成千古不朽的锦绣。

丰富的文采长期流传，良好的风尚更加盛大。不要说九代的作家作品纷杂，仍可清清楚楚地予以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