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十三·效力篇

译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学，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或问扬子云曰：“力能扛鸿鼎、揭华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与彼扛鸿鼎、揭华旗者为料敌也。夫壮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拔坚，壮士之力也。《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 此言贤人亦壮强於礼义，故能开贤，其率化民。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能学文，有力之验也。问曰：“说一经之儒，可谓有力者？ ”曰：非有力者也。陈留庞少都每荐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 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万人。”太守怒曰：“亲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经一文，不调师一言；诸生能说百万章句，非才知百万人乎？”太守无以应。夫少都之言，实也，然犹未也。何则？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殷、周以前，颇载《六经》，儒生所不能说也。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周监二代，汉监周、秦，周、秦以来，儒生不知；汉欲观览，儒生无力。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万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远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怀，独己重矣，志所欲至，独己远矣。身载重任，至於终死，不倦不衰，力独多矣。夫曾子载於仁而儒生载於学，所载不同，轻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举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举十石之力。儒生所载，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实矣。夫文儒之力过於儒生，况文吏乎？能举贤荐士，世谓之多力也。然能举贤荐士，上书〔占〕记也。能上书〔占〕记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诸生也，贤达用文则是矣。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山大者云多，泰山不崇朝辩雨天下。夫然则贤者有云雨之知，故其吐文万牒以上，可谓多力矣。

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乌获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於烛下，精思不任，绝脉气减也。颜氏之子，已曾驰过孔子於涂矣，劣倦罢极，发白齿落。夫以庶几之材，犹有仆顿之祸，孔子力优，颜渊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惠〕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呕血，失魂狂乱，遂至气绝。书五行之牍，〔奏〕十〔言〕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力独多矣！江河之水，驰涌滑漏，席地长远，无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远，地中之源盛，不知万牒之人，胸中之才茂，迷惑者也。故望见骥足，不异於众马之蹄，蹑平陆而驰骋，千里之迹，斯须可见。夫马足人手，同一实也，称骥之足，不荐文人之手，不知类也。夫能论筋力以见比类者，则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有力无助，以力为祸。何以验之？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车上阪，强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罢，任车退却，还堕坑谷，有破覆之败矣。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难推引，非徒任车之重也。荐致之者，罢羸无力，遂却退窜於岩穴矣。

河发昆仑，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广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东海。如岸狭地仰，沟洫决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於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火之光也，不举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窜於闾巷之深，何时得达？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智能满胸之人，宜在王阙，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後自动，不能自进，进之又不能自安，须人能动，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难适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间，小石轻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处危峭之际，则必崩坠於坑谷之间矣。大智之重，遭信之将，无左右沙土之助，虽在显位，将不能持，则有大石崩坠之难也。或伐薪於山，轻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围以上，引之不能动，推之不能移，则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归。由斯以论，知能之大者，其犹十围以上木也，人力不能举荐，其犹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无所留止，非圣才不明，道大难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类也。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举之，可谓壮强矣。吴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两主不能举也。举物不胜，委地而去可也，时或恚怒，斧斫破败，此则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渊中之鱼，递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咽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说孝公，後说者用，前二难用，後一易行也。观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战》，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於秦。殷、周之世，乱迹相属，亡祸比肩，岂其心不欲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纳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迹不能蹈也；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贤臣有劲强之优，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鱼相与游也。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菰瓠不能伤；筱{辂}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非无干将、筱{辂}之才也，无推顿发动之主。菰瓠、鲁缟不穿伤，焉望斩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强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绝骨折，不能举也。故力不任强引，则有变恶折脊之祸；知不能用贤，则有伤德毁名之败。

论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达。自达者带绝不抗，自衒者贾贱不仇。案诸为人用之物，须人用之，功力乃立。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斩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韩信去楚入汉，项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则能量其力、能别其功矣。樊、郦有攻城野战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萧何，则比萧何於猎人，同樊、郦於猎犬也。夫萧何安坐，樊、郦驰走，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萧何以知为力，而樊、郦以力为功也。萧何所以能使樊、郦者，以入秦收敛文书也。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众将驰走者，何驱之也。故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案仪律之功，重於野战，斩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垦草殖谷，农夫之力也；勇猛攻战，士卒之力也；构架斫削，工匠之力也；治书定簿，佐史之力也；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举北门之关，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

译文

本书《程材篇》和《量知篇》，只论说了知识学问，没有谈才能力量。人有了知识学问就有力量。文吏以处理官府事务作力量，而儒生以学问作力量。有人问杨子云：“有力气的人能扛大鼎、拔大旗，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也能这样吗？”回答说：“要一百个人才行。”看来，一百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的力气，才跟那个扛大鼎、拔大旗的人的力气估计是相等的。壮士的力气，能扛大鼎、拔大旗；儒生的精力强，能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注释说明，融会贯通。所以能博览群书通晓古今，注释说时融会贯通，是儒生精力的表现；举重鼎，拔大旗，是壮士力量的表现。《尚书·梓材》上说：“贤臣辅佐君王任用贤能的人，他能率领教化百姓。”这话是说贤臣在礼义方面很突出，所以能任用贤能的人，并率领他们教化百姓。教化百姓需要礼义，学习礼义需要经书。干完事情有多余的精力，就要学习经书。能够学懂经书，就是有力量的证明。有人问：“能讲解一种经书的儒生，可以称得上有力量的人吗？”我说：不是有力量的人。陈留郡的庞少都每次推荐儒生去做官，往往说：“王某某人，才能超过百人。”太守不以为这人有如此能力，不作声。少都又说：“说得还不够，王某某人，才能超过百万人。”太守发脾气说：“我的好官，乱说假话。”庞少都说：“文吏没有弄通经书上的每篇文章，又没有理解老师讲的每句话，儒生能把经书按章句讲解到百万言，这不是才智超过百万人吗？”太守无法用话回答。其实，少都的话是确实的，但还不全面。为什么呢？儒生能解释百万言，不能通古今，墨守和相信老师对经书的解释。虽然话说得很多，但始终不广博。殷、周以前的事情，六经上略有记载，所以儒生能够解说。秦、汉的事情，儒生不明白，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不能博览的缘故。周朝要借鉴夏代和殷代的事迹，汉朝要借鉴周朝和秦朝的事迹，但周、秦以来的事迹，儒生不知道，汉朝想借鉴周、秦的事迹，儒生却无能为力。假使儒生能广泛考察，就能成为鸿儒。鸿儒，能力比儒生强，正像少都说的，鸿儒的才能能够超过百万人。

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心胸不宽广，意志不坚强，因为他们担子重，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子不也很重大吗？死后才停止，道路不也很遥远吗？”像这样说来，唯独儒生所怀的抱负是非常重大的，唯独儒生志向所希望达到的理想是非常远大的。他们身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直到老死，不疲倦不衰退，唯独精力很强。曾子担负着仁义，儒生负担着学问，虽然负担的方面不同，但重要性却是一样的。一石的重量，一个人能提得起，十石以上的重量，两个人是不可能举起来的。世上很多人能提起一石的担子，很少有能举起十石重量的力气。儒生负担的东西，不仅仅是十石的重量。地力旺盛，草本就长得茂密，一亩的收成，相当于中等四五亩的产量。种庄稼的地，人们知道出产粮食多的地力旺盛，却不懂得写文章多的才智高超，这不符合事理的真实情况。鸿儒的能力超过儒生，何况是不如儒生的文吏呢？能被推荐的贤人，世人都认为他们能力强。这样说，能被推荐的贤人，都会给君主或长官上奏记了。能给君主或长官上奏记的是鸿儒。鸿儒不一定是儒生，凡能贤明通达著书写文章的就是鸿儒。谷子云和唐子高上了近百次章奏，笔下有功夫，能毫不隐讳地说尽自己要说的话，而不缺乏文采，这不是有才智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是周代能力很强的人，他写《春秋》，删改五经，对罕见的书籍文章，没有不删定的。山大云就多，泰山最大，它的云形成的雨，不到一个早晨就下遍了天下。那么贤人都有像泰山云雨般的智慧，所以他们能写出万片以上木简的文章，可以说是能力相当强了。

社会上称赞大力士，常常赞扬乌获，像这样，那么董仲舒、扬子云著书写文章也该像称赞乌获样受到赞扬了。秦武王跟大力士孟说比举鼎，不能胜任，筋脉崩断而死。文才差的人跟董仲舒同样抒发胸中的文思，一定会不胜任，有血脉枯竭的危险。王莽的时候，删定五经的解说，每经都是二十万字，年轻博士郭路晚上删定原来五经的解说，死在灯烛之下，这是因为精力智慧不能胜任，血脉枯竭元气不存的缘故。颜渊，已曾在德行的“路”上超过了孔子，弄得精疲力尽，发白齿落。以接近孔子的才能，尚且还有仆倒力竭的灾祸，可见孔子精力很强，颜渊不能胜任。这不仅是才能精力不如孔子，就是他的智慧也赶不上孔子。勉强做超过自己十倍、百倍能力的事情，会胸中吐血，神魂颠倒，直至气绝。写五行字的书信，上头十个字的奏记，那些才能差的人，笔墨功夫还感觉困难，更何况是连结章句写成文章，达到十篇百篇呢！可见，只有这种人的能力才算强盛。长江、黄河的水，汹涌奔驰地滚滚流泻，顺着地势，流得很远，没有枯竭的干流，可见水源旺盛。知道长江、黄河流得很远，是发源地水源旺盛，却不知道能写万简文章的人是由于胸中的才能旺盛，这是缺乏判断力的人。所以有人看见千里马的蹄子，却分不出跟普通马蹄的差别，只有在平地上飞奔，千里马的样子，才立刻可以看出。其实，马蹄与人的手，是同类东西，只称赞千里马的蹄子，却不推崇人的手，这是不懂得类推的缘故。要是能用评论体力的方法来发现经过类比的人，那么就能选择有写文章能力的人到朝廷去做官了。于是乎，有写文章能力的人，得依靠有能力的地方长官推荐，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作用。有能力而没有有能力的人推荐，反而会因为有能力受到排斥、打击。用什么来证明呢？又长又大的东西，要力大的人才能举起它。装着重物的车子，要力大的牛才能拉动。因此装着重物的车子上坡，要力大的牛在前面拉，力大的人在后面推，才能爬上去。如果牛瘦弱，人精疲力竭，装着重物的车子后退，反而会落进坑谷中，有翻车摔碎的恶果。鸿儒胸怀先王之道，肚藏各家学说，他们很难推举，不仅仅是装着重物的车子可比。要是推荐的人，软弱无力，于是就会被迫流落到偏僻的地方去。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起源于岷山。水力丰盛，浩浩荡荡的流水，逐渐往下流水势越大，但没有广阔的河岸低下的地势，就不能通畅地流入东海。如果河岸狭窄地势较高，河水会倒灌支流，造成决口泛滥，漫流在空旷荒凉的地方。鸿儒的学问，有点像上面说的一样。文章写得气势滂礴、波澜壮阔，不遇到有能力的地方长官提拔举荐，也要被遗弃在一文不值的地方，因此怎么能登上“圣主”的朝廷做官，并议论国家大事呢？火光，不高举不会明亮。这里有人，他的知识像座高丘，他的道德像山样高大，但能力大不能自我举荐，需要有人来推举，没有人的帮助，只好胸怀那旺盛高超的能力，流落到偏僻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飞黄腾达呢？奡和夏育都是古代的大力士，身体能担负千钧重量，手能扭断牛角，拉直铜钩，要是让他自己举自己，身体却不能离开地面。智慧和能力满腹的人，适合在朝廷做官，但必须有能说会写的人推荐，然后才能开始去朝廷做官，而不能一开始就做官，做官也不会一开始就地位稳固，必须靠人推荐才能去朝廷，必须靠人保护才能地位稳固。这是因为具有先王之道多，学问大，难于得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地位。小石头附着在山上，山的力量能够支撑它；在沙丘之间，小石头由于轻微，也能自然安稳。至于很大的石头，没有泥沙覆盖，山又不能支撑，处在悬崖峭壁的边上，就必然会崩塌坠落到坑谷里去。智慧很高的人分量大，遇上才能差的地方长官，又没有周围人的帮助，虽然处在显赫地位，地方长官不能支持，就会有大石崩塌的灾难。有人在山上砍柴，能把轻小的树枝合在一起捆起来。至于十抱粗以上的大树，拉它不动，也推它不走，只好就丢在山林里，收拾起捆好的小树枝回家。由此说来，智慧能力高的人，他们就像十抱粗以上的大树，一般人的力量不可能举荐，就像砍柴的人不可能推走、拉动大树一样。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地方留用他，并不是圣人的才能不高明，而是他的道义太深奥很难实行，人们无法任用他的缘故。这样看来，孔子是山中巨大树木一类的人。

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一齐来扶正天下，这是靠管仲的能力。管仲有能力，齐桓公能选拔他，可以说是很了不起。吴王不能任用伍子胥，楚王不能任用屈原，是他们二人能力太强，两国君主无法选拔他们。推举重物不能胜任，把它丢在地上而自己离开，这算好的。有时有人忿恨发怒，用斧头砍破弄坏，这就是伍子胥、屈原遭到杀害的原因。深水中的鱼，顺次大鱼吞吃小鱼，估计口中能容纳，然后就吞吃掉它，要是口中不能容纳，就会哽咽吞不下去。所以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后一次劝说被采用，是因为前二次采用有困难，后一次的容易施行。看管仲的《管子·明法》，商鞅的《商君书·耕战》，本来就不是能力低劣的君主所能采用的。六国的时候，贤能的大臣，去到楚国，楚国就强大；离开齐国，齐国就衰弱；帮助赵国，赵国就保全；背离魏国，魏国就削弱。韩国任用申不害，施行他的《三符》，别国军队不敢侵犯韩国国土，大概有十五年。但由于不能任用韩非，又不看他的书，于是军队打败，国家被秦国吞并。殷周时代，动乱的事情接连不断，诸侯亡国的灾祸一个接着一个，难道这些亡国之君心里不想治理国家吗？是他们能力弱智慧差，不能接受高明的意见。所以碓重，靠一个人的脚是不能踩很久的；石磨很大，靠一个人的手是不能推很久的。贤臣有能力很强的长处，愚蠢的君主有不能使用贤臣的短处，贤能的大臣跟愚蠢的君主这样相处在一起，就跟飞禽和鱼类在一起游玩一样。宝剑干将的锋刃，人不抽出来使用，连瓜和瓠都不会被损坏；用筱、簵做的箭，弩机不扣动，连鲁缟也不会被射穿。不是没有宝剑干将、好箭筱簵的才干，而是没有抽剑扣机的人，瓜瓠、鲁缟都没有受损射穿，还怎么能指望它们发挥砍倒敌人军旗射穿敌人皮盔甲的作用呢？所以有一般拉弓的力气，就不要去拉强弩。要五石力气拉开的弩，却用只有三石力气的人去拉，就会折断筋骨，还不能拉开。所以力气不能胜任而要强行去拉，就会有恶变造成脊骨折断的灾祸；才智达不到不要任用贤人，否则会有损伤自己道德，败坏自己名誉的恶果。

评论事情的人不说贤人才能强道义深，君主不能任用，而说是由于不贤，不能靠自己飞黄腾达。想依靠自己能力飞黄腾达的人，是终身得不到提拔任用的，就像炫耀自己货好的商人，没有买主欣赏，价钱再便宜，也卖不出去一样。考察凡是人使用的东西，都需要有人使用它，其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凿子所以能进入木头里，是槌子敲打它；锸所以能掘地，是有脚掌踩它。凡有锋刃的器物，所以能断开、斩断、割掉、削去东西，是有手能够拿住它们，用力推拉的缘故。韩信离开楚去汉，是因为项羽不能重用他，而刘邦能掌握和使用他。能使用他的长处，能安排他的地位，就能衡量他的能力，能识别他的功绩。樊哙和郦商都有攻打城池野外作战的功绩，汉高祖论功行赏，最先给了萧何，而且把萧何比作猎人，同样把樊哙和郦商比作猎犬。那萧何安稳地坐着，樊哙和郦商奔驰疆场，封赏轮不到奔驰疆场的却先奖励坐着指挥的人，萧何是用自己的智慧作力量，而樊哙和郦商是用他们的武力当作功绩。萧何所以能差遣樊哙和郦商，是因为他进入秦都时收集了与战争有关的公文档案和地图。当时众将领都拾取金银，萧何偏偏收集文书，因此知道了秦军的形势，所以能掌握其利害关系。众将领驱使士卒，萧何则指使他们。所以叔孙通制定朝仪，汉高祖因此受尊崇；萧何制定法律，汉朝因此得安宁。考察朝仪、法律的功绩，重于打仗；斩杀敌首的能力，比不上尊崇君主。因此可见，耕田除草种植五谷，是农夫的能力；勇猛打仗，是士卒的能力；架屋削梁，是工匠的能力；处理公文，是佐史的能力；评论先王之道，议论国家大事，是鸿儒的能力。人生来都有一定的能力，只是用来发挥能力的工作，有贵有贱。孔子能举起北门的闸门，并不因为有此力气而自我炫耀，他知道身体的力气，不如仁义的力量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