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二十

译文

起（癸酉，公元前四八年），止（己卯，公元前42年），一共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

刘奭 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荒，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汉政府转运其它郡、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

元帝早就听说琅邪郡（郡治今山东诸城市）的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西漢都城，今陕西西安市）。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元帝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从前设立在齐国（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皇家织造厂，每年为皇家织造的衣裳，不过十个竹箱。而今，所属的三座织造厂，每厂工人都有数千人，每年消耗亿万钱之巨。而吃粮食的皇家御马，已达一万余匹。武帝时，又收取美女数千人，用来填满不断增加的皇宫。等到皇帝驾崩，陪葬的金钱，财物、乌兽、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而把所有的美女，送到墓园，看守坟墓。先帝的陪葬物也是如此，只以陛下身为人子，不便更改。官员也乐于援照前例，至为痛惜。“至尊如此，在下位的人受到影响。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妻妾，人多数都超过常态。王侯贵族的姬妾有的多到数百人，富豪官员甚至小史小民，有的仅歌女就数十人。内多怨女，而无法娶到妻子的男人，自然跟着增多。至于陪葬，天下莫不把金钱财宝，随着遗体埋入地下。这种过失，应由上面负责，全是大臣们一切援例的结果。“我建议陛下，查考古人道理，遵循节约正途，减少御车、衣服、器物的开支——减去三分之二。皇宫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余的全部送回她们自己的家。凡在陵园的美女以及凡没有生子女的，都应释放。御马不要超过十匹。只留下上林苑（位于京城长安周边的皇家园林）南部地区，作为打猎之用，其它的全部发还给人民。而今，天下陷于严重的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急切地缩小支出，用做拯救困苦的人民，回报天意?上天设立君王是要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为他一个人自己享乐。”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下诏：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宫殿以后不再修理。让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车马）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官员减少供应皇帝观赏或打猎用的野兽。

臣司马光说：忠臣侍奉君王，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那么，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纳入正规。只要能弥补短缺，长度过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元帝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把次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谨慎节约，正是元帝所具有的，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

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再次向朝廷上书，说他们的民众贫困窘迫。元帝下诏从云中郡、五原郡划拨二万斛粮食支援他们。

这一年，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原车师国的地方屯田驻军。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代，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常常患病。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宫，无婚姻之家，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信任，于是就把大权托会给他。朝廷事无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地侍奉。石显为人，灵巧聪明，通晓事理，很能领会元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他心肠阴险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辩，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就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相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坚持奉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私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延陵，去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城墙、房屋毁坏，压死很多人。

三月，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

元帝颁布诏令：撤销黄门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都尉所属的皇家花园，宜春宫所属的御花园，少府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又大赦天下，命有关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和有特别能力的人，以及直言进谏人士。

夏季，四月，元帝赐封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太守张敞，是先帝时代有名的重臣，可以做皇太子的师傅并辅佐皇太子。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食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能干的官员，可以胜任治理头绪繁杂纷乱的工作，但是行为轻佻，不具备师傅的器量和资质。元帝于是改变主意，征召张敞，准备任命他为左冯翊。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兼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朝见。

函谷关以东发生饥荒，齐国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元帝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准备任命他们当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作梗，元帝于是改命三人当中郎。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而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黜弘恭、石显，以示对于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是这样，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自然灾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奏章呈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到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官，贬为平民。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上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请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赐爵位封邑，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语言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好，交给谒者，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所属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生鲁国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鄙贱?”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鸩酒，自杀身死。元帝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结。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每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臣司马光说：元帝这位君王，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很难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弘恭、石显，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至为明显。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流涕、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起初，漢武帝吞并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官吏以及士兵，全是由中原派去的漢人。多有侵夺排挤当地土著的事。而土著人也很强悍，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所以无视法令，不断起来暴乱。大约每隔几年，就起事一次，杀害官吏。漢朝每次都出动军队，予以平定。二十余年之间，共发生过六次起事。到宣帝在位期间，又有两次起事。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发生起事，漢朝出兵镇压。而其它各县也跟着叛乱，接连数年，不能平定。元帝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准备出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曾经听说，尧、舜、禹这些圣明有德的君王，其版图的范围，不过数千方里。西接流沙，东滨大海，朔方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就去治理；不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决不强迫。因此君王和臣子，都有德可以歌颂，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得到它们的需要。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然而版图东方不过到达江国、黄国，西方不过到达氐、羌二部落，南方不过到达荆蛮之地，北方不过到达朔方。目此颂扬的声音遍起，凡是会听会看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部落经过九重翻译，而向中国进贡，这不是兵力可以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出动军队远征，贪功于千万里之外，却使国内的防卫虚弱，天下背叛，期廷崩溃。到了漢文帝时，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在那个时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和徭役，少而简单。到了漢武帝时，磨好武器，喂饱战马，用以打击东西南北四方夷族，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多达几万起，赋税频繁，徭役沉重。农民起事，如火如荼，而大军不断出击，作父亲的刚刚在前方战死，做儿子又相继为战事而负伤。女人守卫边塞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啼哭，老母、寡妇在破陋的小巷里泪流满面，吞声而哭。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不能停止的原因。而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长期困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乐莫过于夫妇。到了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止，道义无法责备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啊。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准备驱使壮士，把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那个蛮荒错暗的孤岛上，显示威力，这不是拯救饥馑，保全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愚蠢的荆蛮人，竟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各族自然归服，中国衰落，各族首先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就是这个，何况更在荆蛮部落南方万里之外的各蛮族呢？骆越的黎民，父亲与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没有条件设置郡县。单独地孤悬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灾害。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已经病死。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抛弃它，一点也不可惜。不加征伐，一点不损损喜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好象鱼鳖，不值得争取。我私下再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作为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满一年，而战场距京师长安，还没有超过一千里，军费已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辖国库积累，全部用光，更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解决一个角落的问题，费用还这么多，何况长途跋涉，攻击故人?只会造成伤亡，不可能有功。从古代寻找同类的事，则找不到。在现代干这类事，害处如此。我很愚蠢，认为那些不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禹贡》谈到的地方，《春秋》所载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边。因此建议：放弃珠崖郡，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排除国家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丞相余定国认为：“朝廷连年发兵出击珠崖郡叛变的结果，护军都尉、校尉和丞，共十一人，只有二人生还，战士和转运粮草的人，死亡达万人以上，费用达三亿多钱，还不能全都平服。而今函谷关以东又遭灾荒，严重缺粮，民心动摇，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应予采纳。”元帝批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季，元帝颁诏：“珠崖郡匪徒杀害官吏人民，背叛国家。在朝廷会议上，臣僚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坚守城池，有的主任放弃，意见不同。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只有诛杀。为了长期相持，只有实行屯田。通达时局的变迁，则忧虑民众的处境，现在的问题是，人民饥馑，与不讨伐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危险大?连朕祭祀祖先处所的祭品，都因荒年的缘由不能全备，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挫败？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正逢困难，仓库空虚，无法维持生活，如果再征集丁壮作战，不仅使人民疲劳，而且还要发生荒年。现在决定撤销珠崖郡，百姓有向慕仁义，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迁移的，不要勉强。”

夏季，四月，乙未夜，茂陵白鹤馆失火；大赦天下。

夏季，大旱。

元帝赐封已故长沙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建议：“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可以减少大半，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朕顾念到民众饥寒，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保卫君王不常居住的宫殿，恐怕不是促进阴阳合和的办法。现在，撤销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务农。朝廷官员应在节约经费上，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忌讳。”

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兼给事中，大受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服刑的犯人。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上帝。

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元帝采用儒家学者和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牡畜，供应的伙食，减少一半。皇帝使用的御车御马，只要维持驾供祭把、春猎等正常使用就够了。撤销角抵这种表演游戏，释放位于上林苑的宫殿馆舍内很少有机会同皇帝见面的宫女，撤销位于齐郡的三座织造厂，放弃北假一带皇家农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黎民对儒家经典，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废除刑罚七十余项判例。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提拔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曾前后数十次上书，对元帝的得失进行规劝。元帝赏识他的坦率正直，多数都予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跟漢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漢朝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而不帮助他，因此，使漢朝使节江乃始等陷于艰难屈辱之中。同时，派使节进贡，要求送还在漢朝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人质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人匡衡一致认为：“郅支单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居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漢朝对蛮族，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我们已经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恩德很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永远跟他断绝关系，使他无法再向往并从命漢朝。抛弃从前的恩德，却结下以后的怨仇，似不相宜！参与意见的人，鉴于江乃始缺乏对敌人应变的才能，智慧勇敢都无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担忧。我有幸手执大漢的旄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布漢朝对匈奴深厚的恩德，预料郅支单于不敢无礼。如果狼子野心，加暴虐于我，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很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普天下老百姓获得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个人的志愿。因此，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匈奴的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谷吉把郅支单子的儿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单于以怨报德，竟杀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又听说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恐怕受到袭击，想向西迁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处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商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向臣属于它。而今，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迎请他驻防东部边界，然后共同攻灭乌孙，由郅支单于当乌孙王。这样对匈奴的忧患也就可以永远解除了。”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晋见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王国，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大喜，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途中，因天气寒冷，不少人被冻死，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胁各邻国。郅支单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攻击乌孙王国。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屠杀及掳掠人民、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

冬季，十二月丁未（初九），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丁巳（十九日），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毕，就留那里举行围猎。薛广德上书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困顿以达极点，百姓流离失所，而陛下却每天撞着被灭亡的秦国的大钟，听着郑国、卫国的音乐，我对此实在害怕。卫护陛下的大军，暴露在原野之上，随从的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火速回宫，心里想着跟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福。”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

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荐举质朴、忠厚、逊让、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光禄勋每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和从官，按成绩排列等第。”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交加，降霜，桑树落叶纷纷。秋季，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楼船。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脱下官帽，叩头，说：“请走桥。”元帝传下话来，说：“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在此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元帝不高兴。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说说主上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而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告别人，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改从桥上走。

九月，严霜再降，毁掉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的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这场天灾，引咎辞职。元帝批准，分别赏赐他们带有车厢的坐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罢了官。提升太子太傅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故乡，把皇上赏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传给子孙，以示荣幸。

元帝当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封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给事中。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高贵，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胜任！”御史大夫屡次空缺，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加丰厚。

九月戊子（二十四日），元命任命侍中、卫尉王接当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中书令石显忌惧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生，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帝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达到了顶点。众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所以洞萧吹出著名的《韶乐》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侯，朝廷臣僚不再和睦，转而互相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隆霜失去调节，失去控制。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抵触则会遭成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辩，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臣民上书，由公车署接待，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满满地囚禁在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谗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实之词欺骗君主，影响君主判断，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结党搭帮，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春秋时代天下纷争，天灾变异从没有象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所以《易经》上有否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兜，跟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诋毁，流言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十分安定，荣耀显达永垂直到今日。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作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当官，鲁定公、泰始星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羞辱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首先在于君主信任什么人？已经信任贤能，就要坚持，而不再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非磐石，但却不可逆转」，说明坚持善行的忠实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主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善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论语》说：看见邪恶，好象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不应再留在朝廷。可是历经数年，并没有离开。所以颁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贤能，却跟转石头一样容易。而排除邪恶，简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因此一群小人，到处早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丑化、诋毁别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说」我心乱如麻忧愁如焚，只因为触怒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实在使人愤慨。从前，孔于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推荐赞扬，没有人攻击他们结党营私。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拔，也没有人攻击他们勾结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德的君子，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共设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不干本职工作，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君主跳进去。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城，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恶多端的「四凶」杌、饕餮。而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诛杀奸佞之徒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心，警惕《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立意，参考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的衰亡，作为借鉴。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自然灾害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考察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坚决果断，不再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则百种奇异的天灾都会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而把刘更生等恨入骨髓。

这年夏季，天飞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当时，长安县县令杨兴以才干能力受到尚识，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从前听说，人们认为周堪跟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应当诛杀。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见，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采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于是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悯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县令。”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十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贾捐之与杨兴友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圣上推荐他，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杨兴说：“你笔下生花，言语精妙。假如你能当尚书令，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京师是全国的中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天下一定局势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说完，又抨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圣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从我的计划，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然后，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报告元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元帝令石显审讯，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互相标谤，企图攫取朝廷高官，欺骗陛下，大逆不道！结果贾捐之竟然被绑赴市上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罚作苦工。

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怎能避免祸殃！

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而塞下的飞禽野兽，也几乎绝尽。同时，单于足以自卫，不再害怕郅支单于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渐渐归附于他，国家于是安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三月一日，发生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季，七月，陇西郡羌族彡姐、旁种两个部落造反。元帝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这时，粮食连年歉收，朝廷正在忧虑，突然传来羌族兵变的消息，韦玄成以下所有高级官员，震惊不知所措，没有人敢先开口。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背叛，如果不及时扑灭，就无法控制远方蛮族，我愿率大军前往讨伐。”元帝问他需要部少部队，冯奉世说：“我听说，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不会作第二次动员，所载负的粮秣，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被羁绊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从前，我们每每不能正确估计对手，大军才遭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长，所需的军费多，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依据兵法，攻击部队必须超过一倍，需要六万人。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只有弓箭与长矛，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以为：“民间正逢秋收，不便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也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馑的袭击，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战斗训练与武器、工事都已废弛。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漢朝官吏，早已不放在眼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而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开驻防几个地方，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必然不会害怕。我们如果进攻，一定遭受挫析，损兵折将。如果固守，则不能拯救边民。这样，胆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势将互相呼应，纷纷起兵。到那时候，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日，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然而，得不到支持。结果，元帝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军队。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以领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助手，抵达陇西，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向羌民出击。羌民大举迎战，击溃漢朝军队，杀死两位校尉。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发兵六万余人参战。八月，元帝任命太常戈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作冯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军都到了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逃出边塞。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候，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任命定襄郡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听说羌族已经溃败，于是停止前进。元帝下诏复员，但也留部分部队开荒屯垦，防卫重要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