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列传·卷四十八

译文

袁彖字伟才，陈郡阳夏人。祖父袁洵是吴郡太守。父亲袁觊是武陵太守。袁彖年轻时便有风采气度，喜好写文章和谈论玄理。被举荐为秀才，各王府要择取他为参军，他不肯就任。袁觊临终时写给兄长袁颢的信中说：“史公文才学识可嘉，完全能够使祖宗基业繁盛起来。”史公是袁彖的小名。袁彖守父丧还未满三年，袁颉便在雍州起事被杀，宋明帝将袁颢的尸体抛进长江中，不允许家人收殓安葬。袁彖便与原先的一位仆人改穿平民服装，偷偷地去寻找尸体，找了四十多天才找到，于是便亲自背土，将袁颢秘密地埋葬在石头城的后山岗上。他身边一直藏着伯父的文集，从没有离过身。明帝驾崩以后，才将袁颢改葬。袁彖的堂叔司徒袁粲、岳父征西将军蔡兴宗都很器重他。

后来，袁彖官拜安成王征虏参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又出任庐陵内史，豫州治中，齐太祖的太傅相国主簿，秘书丞。当时，对历朝国史进行评议，辨正是非得失。檀超认为，《天文志》记载星象及其位置次序，《五行志》记录当时的祥瑞灾异，二《志》所载的事实及用途都有差别，日食是一种灾异，应当放进《五行志》中。檀超又想立处士传。袁彖蜕：“衹有那些与国家大业有关联的起过作用的人物，才能够在国史中记录其姓名事迹。现今那些孤栖隐遁之士，排斥帝王，欺凌将相，这是偏颇特立的行为，不能够助长这种风气，改变社会风俗，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之立传，班固的《汉书》也没有将他们编写进去。如果确有一些好的行迹，无法舍弃省略的话，那也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业绩，附录在别的篇章中。”

朝廷调任袁彖为始兴王府友，他坚决推辞不去。齐太祖派吏部尚书何戢向他宣布旨意命他就职。后升为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书兼御史中丞。转官为黄门郎，照旧兼御史中丞。因弹劾谢超宗的奏章模棱两可，被罢免官职。不久袁彖又补为安西谘议、南平内史。任黄门郎，但没有正式拜授，仍调任为长史、南郡内史，暂时代理荆州刺史的职务。回京后任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又出任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

袁彖性格刚强，曾经用寓意深远的言辞触犯了齐世祖，又与王晏不和。齐世祖在别殿用金柄刀切瓜，王晏在旁边说：“外面流传着金刀(刘)的说法，恐怕不适宜用这种东西。”齐世祖很惊讶，追问事情的根源。王晏说：“这是袁彖告诉我的。”世祖对此大怒，怀恨在心，很久都不得消释。袁彖在郡任职，因预支了俸禄钱，被罢免官职交给束冶县处治。后齐世祖游孙陵，望着东冶县说：“那裹有一位很高贵的囚犯。”过了几天，齐世祖与朝臣们一起巡幸到东冶，对府库实行了检查，举行宴会时，顺便赏给囚徒们一些酒肉，敕命召见袁彖与他交谈，第二天便释放了他。不久袁彖便以平民身份暂时代行南徐州事务，后任司徒谘议，卫军长史，升为侍中。

袁彖体态肥胖，与众不同。每次跟随齐世祖到郊外去射野鸡，都要让好几个人相帮着扶持，才能徒步行走。他幼年时母亲便去世了，由伯母王氏抚养他，后来他侍奉王氏如同亲生母亲。他的妻子也很有孝心。袁彖在隆昌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谧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祖父孔道隆位居侍中。父亲孔灵产，在泰始年间，被罢免了晋安太守的官职。他有退隐的念头，在区差量设立馆舍，精心诚笃地信奉道教。每逢吉日，便在静室中向四面朝拜，而且泪流如雨。东行去京师，路过钱塘北城，便在船上对着杜子恭的墓遥相朝拜。自此以后一直到京都，他都是面朝束坐着，不敢稍微侧面或背向东方。宋无徽年间，他任中散、太中大夫。他比较能知晓星象，喜好方术。齐太祖辅佐宋政时，沈攸之起兵，孔灵产秘密地告诉齐太祖说：“沈攸之兵势虽然很强盛，但从天时术数来看，他不会有大的作为。”齐太祖要证实他的话，提拔他做光禄大夫。用大竹筐装着孔灵产抬上灵台，命令他以天象变化来占卜，并送给他白羽扇、素隐几，说：“你喜爱古代的事物，所以就赠送几件古物给你。”

孔稚珪年轻时便涉猎各种学术学问，有很高的声誉。太守王僧虔见了他很是器重，用他作主簿。州府又推举他为秀才。初任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转官为尚书殿中郎。齐太祖萧道成任骠骑将军时，认为孔稚珪很会写文章，所以录用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一道掌管各种公文的草拟。又升任为正员郎，中书郎，尚书左丞。由于为父亲服丧而辞去官职，与兄长孔仲智回乡居住在父亲的山房中。孔仲智的小妾李氏性格骄横嫉妒，不讲礼节，孔稚珪告诉太守王敬则把她杀掉。丧服期满，孔稚珪任司徒从事中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本郡中正。

永明七年，孔延珪转官为骁骑将军，又兼领左丞。升为黄门郎，照旧领左丞。调任太子中庶子，廷尉。江束之地一直承用晋朝张斐、杜预所注的律法二十卷。齐世祖很留心于律法条令，好几次亲自审讯囚犯，他诏命狱官对旧注详加考订。早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撞便编写好律法上奏，说：“我探究了《晋律》，它文辞简约，内容仅是些法律纲要，由于条文过于质朴，难以正确地判断解释。张斐与杜预即使注解同一章节，其取舍也常常不相同。从晋朝泰始年间以来，只好参考选用。这样一来，官吏们便可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百姓们心怀不满，产生怨恨。所以王温舒上奏的辞章缺少律令的依据，便引发了缝堡凰攰的慷慨叹息。天命革新，国运远超前王，陛下继兴，开创辉煌的帝业。大禹看见囚徒，下车讯问后而感伤，是表示君主行仁政的恻隐之心，那满堂悲痛的人们，是希望获得圣上的怜悯。陛下发出了仁德的声音，要删节订正刑法律令，敕命我汇集选定张斐、杜预二家的注释。于是我便磨砺我愚蒙的眼光使它变得锐利一些，竭尽心力详细编撰，删削掉繁杂不妥的，收录公允得体的。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对于二家注释不同，但意义都比较完备的，取用了一百零七条。对于二家注释相同的，取用了一百零三条。将这些汇集成书，总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二条，分为二十卷。请交付外廷详加校订，挑剔出错误来。”齐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让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等八座公卿共同评议，考证旧注。对于同一罪名处罚有轻重不同的地方，竟陵王萧子良主张，大多数取用从轻发落的条款。其中如果有朝议不能决断的地方，则请皇上下旨决定。

到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说：我听说制造万物的匠人是以绳墨作为标准的，统治大国的君主应当以法理作为根本。因此古代的圣明君王，临朝思治，远远地防止邪恶的产生，深切地杜绝邪恶的蔓延，无不凭藉法律来教化百姓，明定刑赏来收取功效。陛下顺应天象运行的次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天地再造，日月重光，断裂的五礼又被缝合，散乱的六乐又被连接在一起。于是发布仁德之音，颁布明诏，降下体恤民情、用刑慎而不滥的条文，重申必须郑重处理诉讼，不得轻率判罚的典章，敕命臣等与公卿八座共同删注法律。臣等谨奉圣旨，咨询了司徒萧子良，接受了成规，创立了条文体例。让我兼监宋躬、兼平王植等人一同抄录编撰法律条文的异同，并确定取舍。然后经过八座公卿的详细讨论，由大司马萧嶷最后裁决。其中有些重大的条款，众臣对它的讨论出现很大的分歧，则由陛下观览后作最终的决断。这样才寓成了《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现在把它上奏给陛下，请交付给外廷实施采用，并向全国宣告。

我又听老子、孔子说过：“古时处理诉讼的人，追求的是如何使被讼者活着；现在判断诉讼的人，追求的是怎样把他杀掉。”“与其滥杀无辜，还不如让罪犯漏网。”这就是说，判断诉讼这一职责，自古以来就是很难担负的。现在法律条文虽已制定，但还必须认真执行它；如果执行得不公正，则与没有法律是一样的。法律文书非常精细，条文简要例案很多，有些看起来相似而实际上有抵触，执行起来便容易混乱。一旦违背了其根本大纲，就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狱吏不很明白，已经发生了很多错误，监察人员又不学习法律，也无法断明，那样律法书衹是白白地陈放在书套之中，而狱内已到处是冤魂了。现在全国各州郡县有一千多所监狱，假如一座监狱一年冤死一个人，那么一年之中，全国便会有一千多人冤死。遭冤枉受荼毒而死，就会冲犯祥和之气，这是圣上所急需考虑的，不可不防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不仅仅是狱官的过错，各位州郡县的主管官员，也往往会使法纪混乱。或倚仗着军功余威，或凭藉为官的资格老年限长，态度蛮横，气势汹汹，心狠手辣，残忍地草营生灵，贪婪地侵吞民物，伤天害理地摧残性命，歪曲事实强加给人罪名，冤狱的兴起，就是由这些人所引发的。狱吏即使良善，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束海孝妇冤死于远地，使于定国大哭于边城。陛下即使想要赦免他们，但他们已血溅九泉之下了。

探究古代的著名人物，大多有法律方面的学问。所以张释之、于定国都声名光耀于汉朝；钟繇、高柔的业绩辉映在魏国。现在的读书人都不肯学习法律，即使有懂得法律知识的，也被世人所轻视。遣实在是因为即使勤奋学习多年，不但得不到一点奖赏，反而被乡里人所讥笑。恐怕这些法律文书将会永远落入那些贱役者手中了。现在如果对学习法律者大加奖赏，以鼓励劝导人们都来学习法律，并用法律知识来考楼官员，教育官宦贵族的子弟；选拔精通法律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成绩优良的出任地方长官。无论是方面大员，还是郡县官吏，都从懂得法律、有断狱才能的人中选拔，那么皋繇施政的谋略便可轻易地实现，杜预、郑众的业绩，也很快能够繁盛光大。此后，奸邪之人难逃刑律的惩罚，凶恶之吏也不能徇私舞弊了，这样政治的协调就像身手相驱动，弓弦与箭栝紧密相扣了。

我才疏学浅，却执掌审理刑狱的重任．陛下发自内心，担忧怜悯百姓身陷刑网，朝廷承受圣训，要体家人民的疾苦。我因此远述历代吏治之事，上奏给陛下。我所奏的这些，如果承蒙陛下认可，便应当写进条律之中。国学要依照《五经》博士的惯例，设置教授律学的助教，太学生想要就读者，策试要超过一般的科举，及第合格者，立即提拔任用，使他们身居执法者的职位，以此来鼓励读书人攻读律学。

诏书答覆说听从孔稚珪的建议，但最终却没有施行。

转官为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建武初年，又调任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孔稚珪因为北魏连年来不断南侵，征战不止，百姓死伤很多。于是上表说：匈奴为中原祸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考察三代、两漠对付的策略，无论是斗智斗勇，还是讲权宜奇变，从大要上讲，无非是二种途径而已。一是铁马金戈，风驰电扫，扬威于沙漠；二是轻车简从，派官员出使虏庭，修好讲和。衹要对比斟出一下，二者的优劣便可看得很清楚。现今的发高论者，都认为大丈夫气概以居于人下为耻辱，何况我朝上国天威。怎可先向北虏屈服?我们吴楚之地有强劲勇猛、装备精良的士兵百万之众，要去斩杀那如鲸鱿般凶狠之敌，哪次出击不是让他们粉身碎骨?请求和议，显示软弱，不是国家大计。我认为，戎狄之人性似野兽，原本不属于人类。他们说话像鸥蹲踞似狼，分不清喜怒哀乐；眼睛像蜂四肢似蝎，谈不上美貌丑恶。衹应当用高深的权谋去战胜他们制伏他们，以蟊贼看待他们，对他们宽宏大度。怎能够放任无穷的忿恨，爆发如雷电般的怒火，抛弃无数苍生的性命，去争如虫鸟一样小小的意气。即使百战百胜，也不足以称雄于天下，而横尸千里，对我国更是毫无益处。而且戎狄之人众多，像蚂蚁蜂类那样聚合，像马足兽毛那样密集，穷追猛打也诛杀不尽，很难和他们竞争。汉高祖扬威于天下，也曾陷入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的窘迫境地；汉文帝国家充实刑政清明，多次受到匈奴的侵扰欺凌，也衹委曲地采取守势；漠宣帝对匈奴羌人采取安抚招降的政策，使边境安静，．连朔方之马都不受惊吓；汉光武帝言辞谦卑，赐以厚礼，与匈奴讲和，所以边塞没有战争烟尘。这两汉四位皇帝，英明拯济中原，输送宝物，派遣宗族女子，舆匈奴通好和亲，用长鞭驾驭着远方狄戎，给后世子孙托福。难道他们都不想征战?是因为爱惜百姓的生命啊。衹有汉武帝凭藉着五世基业的资本，继承了天下的财富，心性骄傲，奢望过度，大肆征伐匈奴。于是便连年用兵，转战千里，长驱沙漠瀚海，饮马于龙城，虽然斩杀俘获了匈奴的名王，赶跑了凶恶的羯人，但汉朝的士卒也损失了十分之九。所以卫青、霍去病出征关外，有上千支部队不能回返；贰师将军李广率兵进沙漠，有上百支部队投降敌人。前有李广战败于阵前，后有李陵迫降于敌营，至于其余奔逃败北之人，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使得国库空虚，人口减半，喜欢战争，其功利又在哪裹战不如和，其结果相差多么远啊!

自从西朝纲纪毁坏，东晋南迁，群胡差狄，纷纷扰乱横暴于中原，使祖宗陵庙荆棘丛生，豺狼虎豹在宫廷咆哮，山川被颠倒翻覆，人民遭受荼毒，肝脑涂地，局势动荡不安、急迫危险，是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那时的得失状况，这襄省略不再陈述。近至宋朝元嘉年间，多年没有战事，不料元嘉末年，不白量力，又向强敌挑起战争。于是一座座城池被倾覆，改属敌人，北魏之兵饮马长江，青州、徐州之地，人民流离散失，衹剩草木了。齐建元初期，还有胡虏侵犯边塞，自永明年开始，又通结和好，十多年来，边境暂时安静无事。

陛下再造帝业，登上皇位，声威如雷贯宇宙，势镇山河。但敌虏像苟延残喘的大猪长蛇，未遭刀剑的屠宰，还在窥伺着边地。战争烽烟不息，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去年虫灾，使樊城、汉中一带，大受损害，今年这虫灾更是到处蔓延不止。兴兵十万，每曰花费在千金以上，五年的费用加在一起，怎么能计算得清。陛下何必吝惜，衹消派一位使者，带着价值百金的礼物，简略的诏书，去诱使凶顽的敌人讲和，使关河边塞能够休养生息，保全百姓，积蓄精锐，以等待敌虏自我衰败之时，再图进取。我的计策如果施行成功，那就是非凡的幸运福气了；如果敌虏不肯听命讲和，也衹不过像战时损失一小队人马而已。或许有人会说“派出使臣而敌方不接受和谈，那就是辱没了使命”。大凡胸怀天下，以四海为己任的人，是不会去计较微小的耻辱，顾全小节的。一座城池陷入敌手，尚且不值得惋惜；一位使臣不回来，又有什么惭愧的?况且我用权变之计谋取重大的利益，是按照自己的策略行事，怎么能认为这是耻辱?这就像尺蠖虫一样，先屈而后伸，屈是为了求得伸。我并不是说派遣使臣就一定能够取得和议，但总会有可以讲和的道理；这就好像战争不一定能取胜，但总会有取胜的机会一样啊。现在应当早早地派出大军，大大地扩张兵力威势，西从岷山、峨嵋，束到沿海地区，征集犀甲、楼船等各种军备物资。使得自青州至豫州，我们的侦察骑兵像繁星一样密布，沿着畏江至汉水，我们的阵地像云一样遮盖万里。据守险要，断其粮道，以挫其锐气，使它失魂丧胆；多设疑兵，把阵地修建得像金城汤池那样坚固，使他们智穷力竭，无计可施。然后颁发真诚的诏书，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驾车前去。向他们陈述吉凶祸福。北魏人生性贪婪，喜欢奇货异实，一方面畏惧我们的威势，一方面又贪图我们的贿赂，既畏威又喜赂，所以必定愿意讲和。陛下采用我的表奏，施行我谋划的计策，何愁玉门关下，没有叩关要求通好的胡人呢?那些主战的人说得是那么地恳切，我主和似嫌迂阔。希望陛下考察二种途径的利害得失，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各是多少，以陛下圣智之明玄思之妙，定能明显地作出判断．我上奏的这些意见，希望陛卜能下达到朝廷台省，使这些中央重臣们一同参与商议。我承蒙陛下的特别恩遇，奉命辅佐方镇大员，因此才敢放任自己的愚忠耿直，从千里之外奏上章表。

齐明帝没有采纳孔稚珪的意见。征聘他为侍中，不成，仍留任原职。

孔稚珪风度气韵清静疏阔，爱好文学歌咏，能饮七八斗酒。与表兄张融情趣相投，又与琅邪人工思远、龃人锤及伺墨的弟弟何胤都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他不喜欢操心时务，居住的宅院裹建造了很多假山池塘，常常独自一人倚靠在小桌旁饮酒，而不管身边的杂事。庭院中野草丛生也不修剪，经常有青蛙的叫声。有人间他说：“你想做速董吗?”孔坦主笑着说：“我把这些青蛙的岛叫当作是两部鼓吹乐，何必期望去仿效陈仲举。”

东昏侯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转迁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永元三年，孔稚珪得了重病，东昏侯要斥退他，于是便用卧车载着让他走，因此加剧了病情，于是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

刘绘字士章，彭城人，是太常卿刘毯的弟弟。父亲刘劻，是宋末的权贵，家中有很多客人来拜访，他让刘绘和他们交谈，应答很流畅。刘劻高兴地说：“你如果穿着礼服站立在朝廷上，就可以和贵宾交谈了。”初任著作郎，齐太祖的太尉行参军。太祖见到他而赞叹说：“刘劻没有死啊。”

豫章王萧嶷任江州刺史，以刘绘作左军主簿。跟随他镇守江陵，又调任镇西外兵曹参军，骠骑主簿。刘绘聪明机警有文思，善于隶书，多次被萧嶷召去，受到奖赏。他回答问题文辞华美思路敏捷，受到的恩遇在同僚之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琅邪人王翔为功曹，因为有为官的才能而受到进用。萧嶷对同僚官佐们说：“我虽不能够继承取得陈蕃那么大的名声，但属下也还有二匹良骥啊。”刘绘又任司空记室录事，转任太子洗马，大司马谘议，兼领绿事。当时，豫章王萧嶷与文惠太子因为辈分不同，舆论认为束宫与朝府间各存疑心，于是刘绘苦苦请求出任外官，被命为南康相。治理郡事的空暇时间，他便专心讲学。皇帝近侍陈洪请假探亲从南方回到京城，武帝问刘绘在郡中干些什么?停了一会儿武帝又说：“南康郡是三州咽喉要道，应当让干练的人才去治理，怎么可以让一位年纪鞋好讲学的人去担任逭一职务呢?”召回刘绘，任安陆王护军司马，调任中书郎，掌管诏诰。朝廷敕命辅助国子祭酒何胤整理编撰礼仪。

永明末年，京都的读书人盛典写文章、谈吐议论，都聚集在竟陵王的西邸。刘绘是年轻后学者的首领，他机敏善于领会别人的意图，有多方面的才能。当时张融、周颐都很有言谈的技巧，退融音调缓慢语意清晰，周颐语辞华美出言快捷。刘绘的谈吐，抑扬顿挫，别有风韵。时人评论他说：“刘绘贴近房宅，又另开一条门径。”说是刘绘的谈吐在张、周二人之间。

鱼复侯萧王飨被杀后，豫章工萧嶷想要安葬他，召来窒噬告诉这件事，让他写份奏章。刘绘要他拿来纸张笔墨，不多一会儿便写成了。萧嶷衹补充了八个字“提携鞠养，俯见成人”。于是赞叹说：“弥衡怎能超过他呢!”后北魏使臣到来，刘绘由于很能辩说，所以被敕命接待北魏使臣。事情完毕之后，照例要编写《语辞》。刘绘对别人说：“无论怎样润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符合我说话的语言韵味是很困难的。”

刘绘事奉兄长刘悛很是恭谨，与别人说话，说到兄长时也称为“使君”。隆昌年间，刘悛犯罪将被处死，刘绘俯伏在宫门前请求代替兄长去死，高宗萧鸾当时辅佐朝政，解救了他。并召他担任镇军长史，转官黄门郎。高宗萧鸾任骠骑将军，以刘绘为辅国将军，谘议，领录事，掌管各种文书。高宗即位，刘绘调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宁朔将军、抚军长史。

安陆王萧宝侄任湘州刺史，以刘绘做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代理湘州事务，将军照旧。萧宝晅的妃子是刘悛的女儿。萧宝晅爱恋她的侍婢，刘绘却把侍婢抢夺过来，并将这些全都告诉给皇上，萧宝晅因此非常恨刘绘，与他不和。

刘绘因遭母丧而离职。他生性孝道。在墓地守丧三年，吃粗劣的饭食。服完丧，又任宁朔将军、晋安王征北长史、南束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刘绘虽然性格豪爽侠义，但很厌恶武事，喜欢博射这类文雅的游戏，他从来没有骑马征战。兄长刘悛死后，廷议要追赠平北将军、雍州刺史，诏书已经发下，刘绘请尚书令徐孝嗣把它改掉。

及至梁王义师兴起，朝廷以刘绘为持节，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刘绘坚决推让不肯就职。大家都认为刘绘是因为朝廷政治昏乱，深感心灰意冷，所以才始终不肯接受这一任命。束昏侯于是改用张欣泰来担任这个职务。刘绘调任建安王车骑长史，代行藩国事务。梁王义师包围了建康城，南兖州刺史张稷总管城内军事，他与刘绘交情非常深厚，准备谋划废立大事，便接连几夜和刘绘交谈。束昏侯被杀，城内派刘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人把束昏侯的首级送到石头戍梁王萧衍处。刘绘调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和帝中兴二年，刘绘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刘绘撰写《能书人名》，自己说很善于飞白笔法，言谈之间，颇爱矜持夸耀。

弟萧瑱，字士温。喜爱文学辞章，酒量非常大，不贪图财物．荥阳人工蛊远善于画马，刘蔓善于画女人，人们把他俩并列第一。他官至吏部郎。比窒噬早死。

史臣曰：刑与礼看似相对，一是劝善的法则，一是戒恶的法规，从最浅显的道理上说，它们都是治理世事的方法，是不分先后的，所以它们都是统治者防乱的堤坝，束缚百姓的绳索。为政最正确简练的办法，就是公平划一，如果忽轻忽重，多次改变，就会叫人无所适从。法律条令的根本，在于文词简约而内容丰富；按照实际情况，依据法典施行处罚。由于文辞有所出入，因而含义便会有所增减，造就造成判罚的尺度有宽松舒缓与严猛残酷的不同。因为治理的方法不止一种，而前代治狱者审判的案例，衹要后代主管者认可，便往往援引采用。这一紧一松一严一宽，经过历代的累积，法律条文就会逐渐产生讹误。所以同一刑法就形成了不同的标准，于是刀笔之吏便藉机售奸，兴起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风气。禀承上司喜怒好恶的态度，伺机获取千金之重的奸利。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能够再生，并不是他们没有犯罪，而身戴木枷囚禁牢狱的人，未必不是受冤屈者。下吏和厂司之间，仅凭公文行事，没有谁会去精心审察案情；申理枉曲，平议案件，并不是治狱者的当务之急，衹须依据法律去判罚，也就不会有什么罪殃。至于那些治理百姓的郡守县令们，有繁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如果按情理去顾惜百姓，就不必送交狱官审理，若是按照律令定罪，那么再轻的处罚也是因为其有罪。由于纲罗太密法典太繁，所以往往造成法律条文与情理的互相矛盾。人世间盗贼总会有的，要都给予惩罚是难以穷尽的。想用严猛的刑法求得实效，按情理或许是这样，要扫除高官豪门的淆乱法律，取得实效也就为期不远。所以永明年审定法律，多采用优待宽松的条文，治狱而不损害仁爱之心，但也受到过分宽宏大度的牵累。凡律令最重要的是一定施行，最可恨的是条文的错乱烦杂。

赞曰：袁彖徇私情而埋葬亲戚，犹可体谅他作为人子的孝情。孔稚珪性格平和清疏，但能够上表劝谏罢兵。刘士章机敏聪悟，能树立良好的行为砥砺自己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