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夸饰

译文

未成形的抽象的叫做“道”，已成形的具体的叫做“器”。奇妙的道理难以表述说明，即使用精确的语言也无法将它的极妙之处写出来；具体事物虽容易描写，用有力的文辞更能体现出它的真象。这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才能有大有小，而是因为事理本身就存在难易的差别罢了。所以从开天辟地以来，对于声音样貌的描述，能用文辞表达出来的，夸张的修辞一直在被使用；即使是《诗经》、《尚书》中那种雅正的语言，用来教育世俗、训导世人的书籍，使用的事理一定要广博，文辞也用夸张的修饰。所以《诗经》里面谈到高就说“山高可顶天”，谈到狭窄就说“河中容不下一艘小船”；谈到多就说“子孙有千亿”，谈到少就说“百姓一个没有留下”。《尚书》里面讲到洪水包围丘陵，就说“水势漫过了天际”；讲到殷王的士兵叛归周人，就说“流的血让杵棒都漂起来了”。这些虽不免过甚其辞，但对于所要表达的基本意义却并无妨害。再如猫头鹰的叫声本来是难听的，怎能真像《诗经·鲁颂·泮水》中说的，因为它栖在泮水边的树上而变得好听起来了呢？苦菜的味道本来是苦的，怎能真像《诗经·大雅·绵》里面说的，因为生长在周氏肥沃的土地上而变成饴糖呢？实在因为作者有着深刻的赞扬的意图，所以在文义上有所夸饰。圣人所记录的，用来传世的典范都是这样的。因此孟轲曾说过：“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拘泥于辞藻而妨害了对诗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拘泥于诗句本身而误解了作者的原意。”

从宋玉、景差开始，作品中使用夸张的修辞开始盛行起来。司马相如继承了这种风尚并变本加厉，误谬失实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他写到上林苑中的高楼，便说流星与曲虹好像进入了它的窗户；写到追逐飞禽的众多，竟说龙雀、焦明等奇鸟样样都能捕到。后来扬雄作《甘泉赋》，因为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他为了描写的奇特，就借重玉树这一珍宝；为了形容楼阁的高耸，就说鬼神也要跌下来。还有班固在《西都赋》里谈到了比目鱼，张衡在《西京赋》中谈到了海若神等等。在现实中无法得到验证的，就会变得更加夸张，这种夸张使用没有穷尽。此外如扬雄的《羽猎赋》，里面说要鞭挞洛水的宓妃，要她送酒菜给屈原等人；张衡的《羽猎赋》又曾说，要把水神玄冥囚禁在北方的荒野。可是，那美好的洛神，不是鬼怪；而这水神玄冥，也不是妖魔；他们这样不切实际地任意描写，难道不是太粗疏了吗？这样写不过要想增加声势，便把事情写得夸张一些，却显然违背了义理。但这些作品在描绘山海的状貌和宫殿的形势上，都能充分表现出那种宏伟高大、光辉灿烂的壮观；色彩的鲜艳有如融融的火光，楼台的高耸富有飞动的气势：所有这些，都是依仗夸张手法来表现出事物的形状，借助修饰文采来显示事物的奇特。因此，后来许多才人发扬了这种风气，凭借着这种声势。他们振翼高举，势将奋飞；踊跃奔腾，耻于缓步。他们如果写繁盛，即使是春日丽景也不如这般鲜艳；如果写衰萎，即使是荒凉的寒谷也没有这样萧条。写到愉快，文字好像带着欢笑一齐来到；写到悲伤，音调好像和哭泣同时并至。这的确可以把深藏内心而不明显的东西表达得十分鲜明而生动，简直能使盲人睁开眼睛，聋子受到震惊。

如果夸张的修饰能够抓住事物的要点，就可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力地表达出来；但是夸张过分而违背常理，那就会使文辞与现实脱节。假如在内容上能够学习《诗经》、《尚书》中深广的涵义，在形式上避免扬雄和司马相如辞赋中过度的夸饰，做到夸张而有节制，增饰而不违反事实，这就可以算是美好的作品了。

总结：

夸张手法的运用，难道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吗？夸张的语言应该像大鹏矫健地高飞，而不要像鸿鸟着陆那样气势缓慢。

作家选择这种语言时应该像翻倒大海去寻宝珠，推垮昆仑山去求美玉。标准在于夸张得不过分，增饰得不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