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

赏析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讨论

斑昭之子曹成，曾为长垣长（县长）。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他们乘车从都城洛阳出发，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进入了今天的新乡地界。他们先是到了卷城县（今原阳县），在原武（今原阳县原武镇）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间在阳武（今原阳县城）的桑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经平丘（今封丘县黄陵镇），进入匡城县（今长垣县西）。进入长垣以后，她想起了历史先贤们在这里的故事：孔子当年路经匡地，被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围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后来却被冤杀；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为卫地的形象代表。田园，农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她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感受，仿照她父亲班彪写的《北征赋》写成了《东征赋》。上文是对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写作缘由的一种说法。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的金璐璐在《学术论坛》2010年6期发表文章称：“经梳理相关文献，对班昭《东征赋》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证明《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东征赋》的主旨不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而是欲以此赋诫子曹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负朝廷重托。《东征赋》在创作题材、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汉代女性文学的陈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文对本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班昭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落至陈留，述所经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