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最多竹，樊圃棋错。包箨榯笋之赢，岁尚十数万缗，坐安侯利，宁肯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宾欲赏，辄腰舆以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以是名其俗，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镰斧，亡公私谁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隐一毫为私，不与公上急病，服王官为慢，齿王民为悖。如是累日，地榛园秃，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纳材苇，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经于用。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今土宇广斥，赋入委叠；上益笃俭，非有广居盛囿之侈。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敛取无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书》不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君子节用而爱人。”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
译文
洛阳最多的是竹子，竹园星罗棋布。光是竹笋、竹竿的盈利，每年就不下十余万缗钱，等于坐得千户侯的利禄，其收入不在富庶的渭川流域之下。但是，竹园里打堰灌水，养土施肥，育苗选材，修剪培养等工作，都必须严谨细致，认真从事。在竹林深处的空地上，家家有精巧雅致的亭舍，客人要想游赏，都可以坐小轿，径直而人，不必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主人亦不在意，对此不会感到奇怪和发出责难。因此，洛阳种竹赏竹的风俗也出名了，都把它当作一件好事。
壬申年秋天，官府纷纷率人拿着镰刀斧头，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竹林的主人是谁，一律砍伐，不伐尽不止。西京留守发出严令：敢隐瞒丝毫的即为私藏，将按照不服从官家急需治罪，当官的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怠惰不敬，当百姓的则被看作是叛逆不道。这样一来，数日以后，土地荒芜了，竹园光秃了。老百姓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吝惜的神情，由此可知，洛阳的百姓是急供朝廷所需的。
唉，古时砍伐山木，交纳木材芦苇，只是把地产的好东西，送到官府，以准备充当一定的用途。不供给就叫做叛逆犯上，不按时令砍伐征收，就叫做随意糟蹋。现在大宋王朝疆域广大，赋税收入积聚众多；皇上更是一心一意地节俭，并没有大兴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官府中积累的材料物资，无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蚀腐朽了。可是，一遇到意外之事，却又没有限度的搜敛刮取，也许是塑像修庙超过了限度吧！古书上不是说过：“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吗？”还说过：“君子应当节约用度，爱惜人民。”皇上和各部门的官吏们应当每天早晚都要考虑到这些，坚守职责的道义，千万不可忽视。以此类推而扩展开来，伐竹则如同是一桩小事了。
注释
戕（qiāng）：砍伐。
樊（fán）圃（pǔ）：竹园。棋错：星罗棋布，多的意思。
箨（tuò）：包着的竹笋的皮。榯（shí）笋：竖立的竹笋。榯，直立。
缗（mín）：原指穿铜钱用的绳子，这里指用绳子穿连成串的铜钱，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
渭川：指渭水流域。《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庸：通“墉”，水堰。
简历：选择。芟（shān）：删除，修剪。
亏蔽：指竹林深处遮蔽的空地。
腰舆（yú）：古代的一种便轿。
辟疆：顾辟疆。《晋书·王献之传》：“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人。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而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这里代指竹园所有者。
壬申：即北宋明道元年（年）。
亡（wú）：通“无”，不论。
桴（fú）：鼓槌，这里作动词用，指砍伐。
守都：这里指河南府治洛阳的主管官，即西京留守。
服王官：指做官的。慢：怠慢。
齿王民：指做百姓的。悖：叛逆。
榛（zhēn）：荒芜。
畔废：叛逆。畔，通“叛”。
暴殄（tiǎn）：残害灭绝，任意糟蹋。
土宇：土地和屋宅。广斥：广阔的盐碱地。此句意为宋朝疆域广大。
委叠：积聚众多。
“非有”句：意为皇上并没有大建宫室、盛设园圃的奢侈之心。
县官：指政府、朝廷。古称天子所居之地为县，即王畿。
无艺：没有限度。
意者：推测之词。营饰：营造修建。征用材料的目的是修复宫殿。作者这里说营饰像庙，是委婉之词。过差：超过限度。
“不作”句：不做以无益的事情来妨害有益的事情。语出《尚书·旅獒》。
“君子”句：君子应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语出《论语·学而》。
守官与道：这里意谓坚守职责和道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参考资料：
1、王水照 王宜瑗 选注．欧阳修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37-40
2、陈振鹏 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下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207-1209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参考资料：
1、陈振鹏 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下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207-1209
《戕竹记》作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当时欧阳修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当年八月，开封内廷火灾，烧毁了崇德、长春、滋福等八殿。宰相吕夷简负责修葺工作，洛阳的竹林遂为之洗劫一空。欧阳修对这种不问实际需要而横征暴敛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参考资料：
1、陈振鹏 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下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207-1209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配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飨！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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