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宅

赏析

“凶宅”，是当时封建上层一个富有特征的社会现象。诗人熟悉这些凶宅主人的厄运，敏锐透视表面物象，深刻揭示厄运原因。尖锐指出：“人凶非宅凶”。诗的主题思想不仅在于破除风水迷信，更在于深刻揭露封建大官僚变得腐败的一种内在规律，抒写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大官僚为了长久保持既得的权位利禄，因而竭力防备他人争夺倾轧，又怕自己寿命不长，便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骄横跋扈，迷信长生，结果反而心劳力殚，自致灭亡。换言之，这些权重位高的大官僚不再为国为民，而是保权保命，唯私利是谋。诗人借题发挥，进一步指出，国家犹如大宅，倘使一国之主也是这样只求保住一己天下的长存，则国家命运将同凶宅，短祚而亡。殷鉴不远，周代、秦朝的不同命运便是历史证明。周代八百年，而秦始皇意图万世，却落得二世而灭。显然，这一发挥，寄托着诗人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既要审察权臣谋私，更要汲取历史教训。抓住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深入挖掘它的政治意义，提到国家命运高度来认识，含蓄而尖锐地向朝廷和皇帝提出劝诫，这正是《新乐府五十首》挖掘提炼主题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此诗的结构简洁明了。前半描叙凶宅的现象和情由，后半议论区宅的实质原因和引申发挥它对国家的讽喻。它保持着古诗传统的叙事议论方式，而把叙事和议论按照逻辑结构分别集中走来，先叙述事情，再分析议论。这样，与《新乐府五十首》相比较，它的政论性和散文化的艺术特点显得更为突出。这类政论性、散文化的讽谕诗，由于摆事实、讲道理的逻辑结构，加之语言浅显易晓，因而事理明白，较少启发含蓄，诗意韵球不多，容易流为押韵的论述散文。但这首诗虽有政论性、散文化的明显特点，却仍不失为一首有诗意韵味的好诗，有启发，也含蓄。这是由于诗人高明的表现手法和老到的语言技巧，兼有事理明白、意味深长的优点。

其一，叙事抓住特征和要点，生动准确，并揭示矛盾，提出问题，启发思索。前半叙事可分四个层次。首四句交待凶宅是长安贵官住过的大宅。次四句写凶象。“枭鸣”“狐藏”是恶禽凶兆，但“松桂枝”“兰菊丛”却是佳树香草，清高栖所。“苍苔黄叶地”是无人来往的寂寥，而“日暮多旋风”则是鬼魅活动的迹象。这就包含一个问题：如此好处所，为什么竟成了恶禽鬼魅盘踞地？再八句写验证。十年来，一个个贵官宅主接连遭殃，有的贬黜，有的病死。都不得好下场。看来宅中似乎确有恶禽鬼魅作祟，可证宅第风水不吉利。再次四句写恶果。贵官不敢买来居住，大宅荒废，听任毁坏。这就是说，结果是人遭祸殃，宅也被毁。如果说祸害由于宅凶，那么宅毁又因何来？除非真有鬼，否则不可解。前半叙事到此为止，在生动准确的描述中，步步深入地提出问题，归结到人祸宅毁，不由宅凶，仿佛有鬼。但是，显然并不是鬼魅作祟。

其二，议论尖锐深刻，概括精辟，警世醒时，发人深省。后半议论，也可分四层。“嗟嗟俗人心”六句承上启下，明确指出凶宅现象是世俗愚昧无知的表现，明白表示写作此诗是为了启发觉悟。其次六句分析贵官心理，指出祸因。诗人撇开风水和鬼祟之见不谈，直接分析宅主贵官的身份特点，又长寿又富贵。便表明祸因其实在于贵官自身。接着就高度概括出这类长寿富贵的大官自身有四个致祸的因素。重权，高位，骄傲，年老。有味的是，诗人是从自然的观点。仿佛客观地指出一种必然的存在，未予置评。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朝廷的高位也有极限，事物太满就要骄横，人的自然发展终归衰老。这是警诫，提醒大官注意，应当自觉地正视，正确地对待。再次四句便作结论，用譬喻和反问指出，遭祸的贵官宅主们不自觉、不正确地让这四个祸因在自己身上发作，结果自招祸殃，自取灭亡。诗写到这里，就主题“凶宅”而言，议论巴足。但诗人忧思更深，由家及国，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命运，期望皇帝重视历史经验，所有末八句因小明大，借家喻国，指出思想愚昧的危害的严重性，举出周、秦兴亡的历史镜鉴，指出根本问题是“人凶非宅凶”。精譬有力，结出主旨。

其三，构思精深，手法多样，技巧熟炼，修辞讲究，引而不发，恰到火候。从上二点分析可见，诗在叙事议论集中的逻辑结构中，对整体的艺术构思是深思熟虑的。它每一层次是按事理逻辑安排的，但每一层次内容怎样表现和表达，显然多所斟酌，颇为讲究。有的平实叙述，有的着力形容，有的明白无误，有的耐人琢磨，有的正说，有的反问，遣词造句，既合古体，又不平板，读来有味。其中贯串全诗，最为突出的手法技巧便是“盘马弯弓引不发”，一层层叙事中包含着一个个问题，一层层议论中：又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层层回答，层层提问，最后作出结论：“人凶非宅凶。”这就有启发思索的效果，意味不绝的情趣，发挥了孟子教文引而不发的妙用，产生了诗意韵味，使政论性、散文化变为诗歌的一个艺术特点，而不流为押韵散文。

总起来说，这首讽谕诗首先以社会内容的现实性和思想见解的深刻性取胜，其次以高明的艺术手法和老到的语言技巧见长，因而它所体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是一位砭时深刻的爱国士大夫，一位造诣很高的成熟诗人，熔化成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切实中肯，精警清雅。

简析

《凶宅》是一首五言古诗。这首诗通过描绘封建上层社会中的“凶宅”现象，深刻揭示了官僚腐败的内在规律及其对国家命运的负面影响。诗人不仅破除风水迷信，更指出“人凶非宅凶”，强调是人的贪婪、腐败和私欲导致了不幸，而非宅邸本身。全诗以现实性和深刻性见长，主题明确，构思精深，语言通畅，前半部分叙述凶宅现象及情由，后半部分则深入剖析其本质原因，并引申至国家命运的讽喻；诗人在叙事中抓住特征和要点，并通过层层提问与回答，启发读者思考；在议论中则尖锐深刻，概括精辟、警世醒时。

创作背景

此诗约为元和四年（809）前后在长安所作，是与《新乐府五十首》同一时期、同一风格的作品。当时的长安，相传有许多“凶宅”，尤其是一些大官僚的住宅。据史书记载，这些凶宅有延康坊马镇西宅、延寿坊裴巽宅、昭国坊郑絪宅、永乐坊凶宅等。时人认为这是由于“风水”不好或有妖狐鬼怪占据其间而使其宅主人遭遇凶事，故一些大宅院任其荒废也无人敢住。诗人对此直言相陈，因作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