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於名者,犹汲汲於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於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译文
在古代没有专门来规劝君王的官职,从官居高位的公卿大夫到市井百姓从事手工业和从商的人,都可以规劝君王。(等到)汉朝兴盛开始,才有了谏官的称号。
将天下所有的政事,四海之内的百姓,国家社稷的得与失,优势和弊病,都交萃于谏官身上,让他正确地将一切说出来。(谏官)的责任相当重啊!要当好一个谏官,(应当)注意重要的方面,舍弃细微的地方;把情况紧急的事放在前面,把不要紧的事放在后面;只为国家作贡献而不要将自己放在国家前面。那些在名声方面急切的人,一定会在利益方面贪图。(如果这样成为一个谏官的话)那其中的差距又相差多远呢?
天禧初年的时候,真宗下诏设立谏官六名,来监督皇帝的行为。庆历中的时候,钱君开始将谏官的名字书写在专门的文书上,我恐怕日子长了名字会磨灭掉。(于是)在嘉祐八年时,将谏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以后的人就可以逐个对着名字议论道:“这个人是忠臣,这个人是奸臣,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偏邪。”哎,真是令人警戒啊!
注释
(1)天禧:宋真宗(赵恒)年号。
(2)庆历:宋仁宗(赵祯)年号。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
参考资料:
1、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 下 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07:第1237-1238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作者为了增强谏官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警惧感,便派人在谏院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下了所有谏官的名字,并撰《谏院题名记》记述了这件事。
参考资料:
1、高坊清,胡卫进主编.历代经典谏文通览: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04:第46页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愍 一作:悯 茕茕孑立 一作:独立)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祖母 一作:祖母刘)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憟。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冀望来春再备船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盲。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走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塌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帙,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矣!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