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译文
韩国灭亡了张良奋起报仇,秦灭六国鲁仲连觉得羞耻。
本来都是不在朝政之人,忠义能让君子感动。
注释
临川:地名,临川(即今江西抚州市)郡是临川王刘义庆的封地。收:逮捕。《宋书·谢灵运传》:“灵运为盂颉所表,帝惜其才,不罪,以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收之,灵运兴兵叛逸。”
韩:战国时韩国。
子房:即张良,后辅佐汉高祖刘邦定天下者。《史记·留侯世家》:“秦灭韩,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奋:奋起报仇。
鲁连耻:鲁仲连觉得羞耻。《史记·鲁仲连列传》:“鲁仲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本自:本来都是。
江海人:不在朝政之人。即《庄子》所谓“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那种人。
感君子:能让君子感动。
参考资料:
1、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08月:110
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
参考资料:
1、蔡清富,吴万刚等著.毛泽东与中国古今诗人:岳麓书社,1999年08月:91
谢灵运被贬为临川内史以后,“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于是又一次受到言官的弹劾,当时执掌朝政的是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任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刘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专总朝政,事决自己,生杀大权,以录命断之”,对诗人的种种行为,刘义康久已不能容忍,于是就派扬州从事郑望生到临川去逮捕他。而诗人无罪被捕,自然非常愤怒。加上他因为在政治上长期受到压抑,对朝廷久已产生的怨恨情绪爆发,于是竟意气用事,反而将郑望生抓了起来,同时又铤而走险,发兵自卫。这首诗就是在兴兵拒捕的日子里写的,时当元嘉十年(433年),作者为表达不甘为刘宋王朝奴役的激忿心情,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参考资料:
1、宋红著.天地—客儿——谢灵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3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城。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垒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
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日晻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奉共养于东宫兮,讬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在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冷冷。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綷縩兮纨素声。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勉娱情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垄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