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三首·其一

简析

这首七古取材于神话故事，诗的前半部分并以磅礴之势对“夸父”逐日的理想与胆识，以及夸父奔走的速度与形态进行了夸张性的概述，还未对夸父的行为进行价值评判；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对高不过九寸的北方矮人的生活大加赞赏起来，明显地表现出对夸父情感的矛盾心态。通过夸父与矮人的对照，再回想到屈原、贾谊、阮藉、陶潜、王勃、李白、孟浩然等历代学子的悲壮路，生出“古来宏志少成愿，空使儿孙相悲怜”的感慨。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夸父”不是自喻，应是在暗喻革新旗手王叔文，诗人一方面对他的革新方针、利安元元之道崇敬有加，另一方面又无不认为王叔文等确是罪臣。

赏析

这首诗取材于神话故事，并以磅礴之势对“夸父”逐日的理想与胆识，以及夸父奔走的速度与形态进行了夸张性的概述。尽管夸父跳踉北海、腾越昆仑、披霄决汉、瞥裂天宇、遗落星辰。然而，人的体能毕竟有限，于是，没多久便精疲力竭渴死路边，成了野鼠山狐的美餐。这里虽未对夸父的行为进行价值评判。诗的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对高不过九寸的北方矮人的生活大加赞赏起来，这明显地表现出对夸父情感的矛盾心态。

北方矮人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饮食也不过粒米滴水足矣，形同庄周《逍遥游》的“篷间雀”一般，没有鸿鹄之志，但能整日无忧无虑地雀跃于狭小的空间之中，自得自乐地枯荣于岁月的长河里，得以终年，这实是夸父所不如的。其实，夸父与矮人，鲲鹏与蓬间雀，都为世间之肉体凡物，因此都只能在“有所待”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其行为也必须与现实合拍。一旦脱离客观实际，力所不能及的理想再美好再伟大也只能成为空想和梦幻，于现实毫无裨益的。

“夸父”，自古以来，是一个勇者的象征，而柳宗元却为他的结局而迷茫困惑。关于“夸父”喻谁？目前倘无定说。有不少人认为是柳宗元自喻，因为柳宗元那“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志向，直可与“夸父”逐日之举相提并论。不过，夸父的结局与柳宗元相去甚远，因为元和五年后，柳宗元移居冉溪，虽然前妻病逝后没有婚娶，身体也日感不支，但物极必反，心态日趋平静。从夸父“力尽道渴死”之句看，“夸父”不是自喻，但是在暗喻谁呢？只有革新旗手王叔文。因为柳宗元对王叔文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他的革新方针，对他的利安元元之道崇敬有加，如在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濒临颠覆之际，柳宗元在《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中依然不避忌讳，依然大赞王叔文的功绩：“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另一方面，柳宗元被贬居永州之后，又无不认为王叔文等确是罪臣，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言道：“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

通过夸父与矮人的对照，再回想到屈原、贾谊、阮藉、陶潜、王勃、李白、孟浩然等历代学子的悲壮路，不由得感慨万千：古来宏志少成愿，空使儿孙相悲怜。

创作背景

本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行路难三首》，作于柳宗元贬谪永州之后，已成定说。但究竟何年所作，众说纷纭。王国安于《柳宗元诗笺释》中认为：此词与《笼鹰词》、《跂乌词》诸作，虽用寓言之体，然词旨悲愤，显以自况，当为初贬之际所作，即系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关于王国安的这一观点，应出自韩醇，因韩醇于《诂训柳集》卷四十三曰：“三诗皆意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如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终天年，盖自谓也。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换可用之材，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黜之意也。下篇谓物适其时则无有不贵，及时异事迁，则贵者反贱，犹如冰雪寒凛，则侯家炽炭无不贵矣。春阳发而双燕来，则死灰弃置，无以用之。盖言前日居朝而今日贬黜之意也。当是贬永州后作。”但是，零陵师专何书置经过考订，认为《行路难》三篇诗作并非是贬永初期心态的写照，而应是元和五年（810年）后所作。理由有三，其一是诗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所寄寓的是贬永后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其二是“爱材养育谁复论”句，与《冉溪》诗意相同；其三是“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也是贬永后期的思想感情的观照。此外，叶树发于《柳宗元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将此诗列为元和七年（812年）左右所作。

纵观柳宗元的心路历程，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对柳宗元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九月，在这个九月里，他从权力的高空跌落而下，从一位改革的勇者眨眼间沦落成为朝廷贬谪流放的囚徒，从此，春风得意的仕途便成了梦中的幻影，悲惊凄惨的厄运便不时降临身边。在这个九月里，柳宗元无奈地带着家眷行囊，仓皇离开了那曾让他大展才华的京都，离开了那梦魂萦绕的朝廷，匆匆踏上坎坷的流放路。一路上，他踏着蓝田的红叶，踏着汉水的涟漪，踏着长江的风浪，踏着洞庭的波涛，辗转千里，艰难地向荆楚的南端迁移。他沿着屈原的老路，徐徐而行。在洞庭湖上，在汨罗江畔，他那苦闷难耐的心几欲碎裂，但是，他想到“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对屈原怀石沉江的壮举只能由衷地掬一把敬慕泪——“离骚不尽灵钧恨，志士千年泪满裳”（陆游诗）。但是，此时的柳宗元并未对前途丧失自己的信心，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北归的期待与东山再起企盼。因此，他对屈原的情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后来的诗句中或显或隐地表现了出来：“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来到永州后，虽然身为司马，但是一个闲职，官府无法提供住房，于是，只好暂时借住在龙兴寺里。柳宗元作为一个纯而无杂的入世士子，“利安元元”是他终生难忘的理念与人生最大的追求，因此，寺里的钟声无法让他淡忘百姓的苦难，陶、谢的佳句，无法让他进入“悠然见南山”的乐园，他只得日复一日地在木鱼声中焦躁地等待着、盼望着北归信息，日复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四处写信求援，一晃几年过去了，而自己的等待与吁请仍不见半点效果，等来的竟然是昔日的故友，如王叔文、凌准、吕温等人，相继辞世的噩耗。于是，他开始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命运的多舛，感到理想的荡灭，感到生命的荒废，感到世路的坎坷与人生的艰辛，感到官场的险恶与朝庭的昏庸，再加上身体的渐感不支与精神的疲惫憔悴让他悲苦莫辨，北归成了一种奢望，“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于是，他便调整心态，写下了《行路难三首》这组传响千年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