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
因夸楚太子,便观广陵涛。
仙尉赵家玉,英风凌四豪。
维舟至长芦,目送烟云高。
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
前途倘相思,登岳一长谣。
译文
我这次的建康之行,是为送朋友溯江返回归程。
他是像当年楚公子听人夸健广陵潮水,专程来听涛声。
你像汉代仙尉梅福一样,是赵家的宝玉,有出息,英风凌驾于平原君等四豪之上。
令人难忘的是停船在长芦。你乘舟到了长芦,尽目之处,烟云辽阔。
手把蒲扇,一边摇扇,一边喝金陵美酒,食长江蟹鲜,话离别之情。
当你想起我之时,就登高长歌来抒发思念之情。
注释
赵少府:即赵炎。河北人,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中任当涂县尉,后任六合县尉。少府,一作“明府”。长芦:唐时在淮南道扬州之六合县南二十五里,即今江苏南京市大厂区长芦镇。
扬都市: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六朝都城的并称。这里指的是“建康”(今南京)。
舠(dāo):刀形小船。
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赵家玉:即指赵少府。
四豪: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们以收养宾客,招致人才著称。
维舟:大绳以系船。
持袂:握住或卷起衣袖。
把蟹螯(áo):拿着螃蟹的大鳌。
岳:高山。谣:有章之曲称为“歌”,无章之曲称为“谣”。
参考资料:
1、管士光.李白诗集新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37
2、闵静.李白寓居安陆诗文选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115
3、詹福瑞.李白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579
从诗的题目和诗的首联可以看出,李白是从南京市内一直将赵炎送到长芦渡口的。但从地理上看两地相距还是很远的,可见李白殷殷之意、依依之情。同时也说明长芦渡口在当时是沟通长江南北和长江航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渡口。
从第二联开始,李白连用三个典故,隐讳地表达了他欲起沉疴、救危世的想法,以及对赵炎的赞赏。第二联中“楚太子”、“广陵涛”,典出《七发》,李白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现在的唐朝政治就像楚太子一样,身缠重病,需要像吴客这样的人来指出它的病根,唤起统治者的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李白曾被谗逼迫离开长安,流放夜郎,他生活上能够接触民众,政治上遭受失败挫折,精神上倍受痛苦打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所在,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现实,让他非常无奈。楚太子因吴客的叙说幸亏而愈,而眼前的状况却没有谁能改变。李白在平静的引用中,寄寓了深刻的思考和希望。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仙尉”、“四豪”表达了对好友的称赞。“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李白借此称赞赵炎在当涂任上的政绩。“英风凌四豪”一句是赞扬赵炎风流倜傥、风采英姿和礼贤下士的形象和气质。贾谊《过秦论》说“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李白说他超过了“四豪”,可见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这里李白轻松地引用了两个典故,盛赞了友人的才情,同时也隐含了自己怀才不遇,难展宏图的愤懑。
第四联交待了送别的地点和天气情况。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长江边的长芦古镇,李白将船系在岸边,看着烟高云淡的天空,浩淼荡荡的长江,面对好友,有说不尽的话语,割不断的愁思。从短短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李白挽着赵炎的手,抬首翘望天水一色的远方,心中充满惆怅的送别场面。
第五联“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意犹未尽的李白拉着朋友的衣袖,欢快地来到长芦街市的酒楼,炎热的天气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火热,他们手把蒲扇,一边摇扇,一边喝金陵美酒,食长江蟹鲜,话离别之情。“摇扇”的动作不禁又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儒雅形象,他们谈论的话题除了知己家事之外,肯定还有政治国事。“蟹螯就金液”(李白《月下独酌》)是李白最喜欢的美事,“酒仙”和朋友一起吃着“蟹螯”美味,赋诗吟唱是美好的“快事”。
诗的最后一联集中体现李白对告别友人的殷殷之情和豪放气质。他们这一分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前途顺逆难以预料,但思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什么时候想起了老朋友,就登上高处,向远方吟歌一首,遥寄幽思。十分深情,十分豪放,十分浪漫,“诗仙”的本色表现无遗。
从全诗整体上看,李白虽是信笔写来,但落笔还是错落有致的。他的描写由远及近,从南京写到长芦;再由近及远,从当前写到未来,一气呵成,体现了他驾御文字的非凡能力。
参考资料:
1、闵静.李白寓居安陆诗文选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115
2、张敏,李白诗歌修辞艺术二题[D],西南师范大学,2003
此诗是作者在长芦送别当涂县尉赵炎时所作。据马鞍山市当涂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李白与当涂》一书认为,他们送别的时间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夏秋之交,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一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开始由盛极而走向衰败,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参考资料:
1、闵静.李白寓居安陆诗文选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4-115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