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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

陈澧


「清代」 「字兰甫 ∞ 号东塾」

陈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学者。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120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 ►陈澧的诗词(6条) ►陈澧的名句(17条)

人物年谱

道光三年(1823),应童子试。

道光六年(1826)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

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十二年(1832)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

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达27年之久,培养出不少高才生,当时学者称为“东塾学派”。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1856),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挑选知县,陈不愿出仕,授国子监学录。从此绝意仕途,专心著述讲学。

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盐运使方子箴在巡抚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的大力支持下,将越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

”(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前后执教数十年,提倡朴学,所造就者甚多,形成“东塾学派”。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陈澧因病去世,享年73岁。

陈澧对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25岁时,开始著书。早年著作,以乐律、音韵为中心,撰《声律通考》,详考古今声律的差异,以探求和保存古乐,又作《琴谱律》、《箫谱》;作《切韵考》,附《外篇》,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地理学方面,以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郡县,又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郦道元述西南诸水之误。同治三年(1864),应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咸丰五年(1855)起,编纂《汉儒通义》,咸丰八年刊刻行世。该书集汉儒义理之说,论证汉宋各学派门户之见无据,应求其通。同年,开始撰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几死,愈后感全书不易完成,遂撷取原稿部分内容,写定为《东塾读书记》,全书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研讨,兼及九流诸子、西汉以后的学术,其中主要部分是对经学的研究,而关于音韵学的论述,更为精粹。该书传到日本,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史学著作最重要者为《申范》,为《后汉书》作者范晔辨诬。此外还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参加光绪《广州府志》的纂修。数学著作有《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据不完全统计,生平著述达120余种。

晚年,复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盐运使方浚颐之助,设书局主持其事,先后刊行《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典》、《续通典》等。光绪七年(1881),朝旨赏给五品卿衔。翌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病逝于广州。

生平

未能考取进士

陈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在他的祖父时代,一家人迁移到广东,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

1810年,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

1823年,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17岁考取秀才,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此后,从24岁起,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历经19年之久,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终未能考取。

严谨的教育家从教数十载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场,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学海堂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学海堂集》。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直到1867年,长达27年之久。

 

求学经历

澧幼聪慧,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六年间读了“四书五经”和唐诗。9岁能为诗文,10岁父亲去世,少家贫。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道光三年(1823),应童子试。六年(1826)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十二年(1832)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澧少好为诗,及长,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及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杨荣绪劝澧说:“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谓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为之,虽寿如彭祖,不能毕其事,乃稍稍减损。惟读经史,日有课程。”

被聘为“学海堂”学长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时开设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等专书课程,每人专攻一书,进行句读、抄录、评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学海堂”同时设学长多人,负责指导诸生研究,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刊印《学海堂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1856),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撰成《汉儒通义》七卷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他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他认为:“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汉儒通义》说:“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认为“乐”为六艺之一,欲知乐,必先通声律。于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读书时,承命编辑先生文集,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依次编入《东塾集》六卷。卷一收论说;卷二收考、释、议、记、书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书札;卷五收传、铭、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词、祭文。其中碑志、传状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是集文字,自与《东塾读书记》互为表里,并行不废。”

读书习惯

陈澧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以便质之。晚年寻求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西汉以后学术,著为《东塾读书记》。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汇。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以《论语》为五经之关键。好读《孟子》,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纯守善,荀况、杨朱之辈均不知。读朱熹著述,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熹。又以为乾隆、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犹有未备者,宜予补缀。支伟成将《东塾读书记》“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

《东塾读书记》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自群经、小学、诸子、郑学、朱子类各为卷,惟论历代史事者,仅成三国、西汉两卷,其余有目无书,原拟撰二十五卷,实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要义精言,融会贯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评价

岭南文化的守护者

72年没有离开广州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外出任过官职。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这样,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更生动,更实际。他在《荔湾话别图序》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荔枝湾的湖光水色、亭台楼阁的优美风景:“晨出永清门,乘紫洞艇,抵荔枝湾,泊海山仙馆,入门,步长廊,坐池上之堂。”

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其中清声21类,浊声19类;迭韵则以《广韵》的4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

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留下的作品,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

多产的学问家

文理兼通的“四俊”之一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有一段话是谈精读书的总结:“自始自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不得已而辩难之,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

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25岁起他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迭出成果,声名遂著。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话(即汉学)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他还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说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陈澧投入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渔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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