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赏析

这首诗聚焦苏轼捕蝗时的所见所感，开篇两句便将蝗灾的惨烈景象铺展开来。西来的飞蝗聚成阵仗，如遮天蔽日的烟障充斥天地间，即便是秋田急需的骤雨，也不及它们来得迅猛密集。苏轼曾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追忆此景，称蝗虫来时“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一诗也有“飞蝗来时半天黑”的描述，诗中“塞”“遍”二字，更是将蝗灾的凶猛之势刻画得入木三分。

三四句则将笔锋转向对官吏恶行的痛斥。当时京东一带部分官员为讨好执政、粉饰新法，竟公然隐瞒灾情，谎称“蝗不为灾”，甚至荒谬宣称蝗虫“为民除草”。苏轼对此义愤填膺，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以亲身经历驳斥——沿途见百姓用蒿蔓裹住蝗虫埋在路边，绵延二百余里，上报的捕杀数量达三万斛，如此灾情怎会是“不为灾”？他以揶揄口吻反问：既然你们说新法清平无灾，那眼前的蝗灾又从何而来？莫非是我这穷苦老身自招的？辛辣揭穿了官吏的虚伪逻辑，字字饱含愤怒。

五六句转而抒发自身的辛苦与思念。苏轼此次为捕蝗进山，风餐露宿间满是为官的疲惫，心中委屈却无处诉说，就连乌鸦都只顾衔肉，无暇理会人间疾苦；他格外想念弟弟苏辙，却无法像古人陆机那样托狗传递书信，只能任由思念堆积，更添苦楚。这里“乌衔肉”化用黄霸典故，“犬附书”借用陆机典故，对仗工整且用事贴切，将内心的苦闷具象化。

结尾两句又落回捕蝗之事，苏轼自嘲向来迂腐疏阔，总做这类“傻事”——即便处境艰难、满心愤懑，仍想着尽力处理蝗灾过后的残局。这份坚持恰是他的可贵之处，正如他晚年给老友李公择的信中所说，即便时运不济，只要有能为君主分忧、为百姓谋利的事，便会不顾个人祸福去做。这种为民献身的精神，让诗歌的情感更显厚重。

简析

这首诗以蝗灾景象开篇，西来蝗群如烟障充塞天地，“塞”“遍”二字尽显其迅猛密集，与苏轼文集中“上翳日月”的描述呼应。继而痛斥官吏为粉饰新法瞒灾，用“老身自招”的反讽戳破其虚伪。又借“乌衔肉”“犬附书”诉捕蝗辛苦与思弟无门的苦闷，末句自嘲迂疏却仍愿理蝗余，即便处境艰难，仍坚守为民初心，尽显担当，情感沉郁又具力量。

创作背景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这两首诗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其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於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於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此诗为其中之一。